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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透明度度量评述(2)

2013-08-29 01:07
　　(二)度量范围评述如前所述，并无可计量的全局特征变量来衡量当局信息披露至使用者接收信息的整个过程，因而研究者大都选用其中某些相对容易度量的环节作为公司透明度整体的度量。具体来讲：一是以信息披露水平作为公司透明度代理变量。在微观层面，透明度主要取决于信息披露，因而直接以信息披露如年报或自愿披露水平作为公司透明度代理变量(如Miller2002：Botosanl997：LangandLundholml993；LangandLundholml996等)成为主流方法之一。但公司透明度还存在信息分析、传输等环节。每个公司追随的分析师有多有少，比如信息披露的时机、信息发布的方式对信息流动的链条和广度都有影响。二是以特定信息披露项目作为公司透明度代理变量。如以管理当局盈余预测精确性与准确度作为表征变量(Coller and Yohn 1997等)，预测可以事后验证，似乎颇为理想。但信息是否可验证会否导致管理当局行为差异尚有待，其能否作为自愿信息披露水平和公司透明度的替代存在一定疑虑。三是以特定承诺或行为作为公司透明度代理变量。主要包括：当更能反映企业真实业绩的新技术可供选择，采用该技术就成了提高公司透明度的手段。Bartov&Bondnar(1996)认为SFAS52允许选外币为功能货币并采取时态法折算报表能更准确反映国外分、子公司经营结果，以采用该技术作为提高公司透明度的代理变量；主动采用高质量会计准则。Leuz&Ver-recchia(2000)将德国公司从德国会计准则自愿转换到IAS(IFRS)或US GAAP视为信息披露水平提高。他们认为IFRS或GAAP比德国准则要求严格，因此切换代表管理当局提高信息披露水平的承诺；主动到高质量证券上市上柜，即绑定(Bonding)。Bailey et al.(2006)认为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比其他市场更为严格，强制披露项目更多，因而非美国公司到美国证券市场上市上柜是管理当局提高透明度的承诺。此类研究丰富了公司透明度的计量方法，但对样本要求比较严格。四是以证券分析师密集程度作为公司透明度的代理变量。以跟踪特定公司的证券分析师数目作代理变量(LangandLundholm等，1996)是以信息分析环节度量公司透明度的方法。但仅用证券分析师数量也存在类似数量维度的缺陷，数量与质量并不完全匹配。五是以盈余特征作为公司透明度代理变量。Bhattaeharya et al.(2003)以盈余激进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平滑度三个指标以及三个指标的联合——总盈余不透明度来对34各国家的盈余不透明度进行衡量。Francis et al.(2004)，Ball Kothari and Robin(2000)，Ball Robin and Wu(2003)均认为将盈余确认及时性和会计稳健性等质量特征相结合可以表示为会计盈余的透明度。国内王艳艳和陈汉文(2006)、沈艺峰和黄娟娟(2006)、曾颖和陆正飞(2006)等也借鉴Bhattcharya et al.(2003)利用盈余数据构建透明度。盈余信息是信息披露的关键项目，以盈余特征为替代本质上是以特定披露项目替代整体，并且无需担心数据获取问题。但盈余管理与公司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并非不证自明的(俞春江，2008)，盈余特征与公司透明度的关系也应进一步检验。由于公司透明度现有的度量方式各有优劣，如何构建既能涵盖信息传递整个过程，又能将数量维度与质量维度结合起来的评分系统，或者采用主成份分析等程序构建公司透明度指标(游家兴，2007)是透明度度量研究的未来方向。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三、深交所对信息披露工作的年度考评
　　
　　深交所2001年开始根据其发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对上市满6个月的公司在每年的历次信息披露行为进行年度考评，由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合规性四个方面构成，考评结果分成优秀、良好、及格与不及格四个等级。将其作为公可透明度代理变量的优势在于：第一，这项评级是由深交所实施，其拥有庞大的信息搜集系统，可获得在该所上市的所有信息披露数据，因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第二，这些评级是对年度信息披露整体情况的评估，而非仅对年报等单一披露方式的评估，因而几乎涵盖了上市公司在特定年度的所有信息披露行为。第三，深证交易所从及时陸、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四方面考核上市公司年度信息披露行为，能一定程度上克服以往研究仅关注数量，而非披露质量的情况；第四，该项评级数据向公布，其学术价值还在于降低了研究者自构指数时的主观偏见和不可重复性，使得采用该数据进行的类似研究之间提高可比性。深交所的年度信息披露评级可能存在如下缺陷：一是评估过程近似于黑箱，考核办法缺乏对评估人员组成、评估程序的详细说明，虽有及时性、完整性、准确性和合规性等方面的评估标准，但是评估标准过于简略；二是只披露总体的信息披露等级，缺乏对各个组成部分的评价结果；三是只披露了四个等级，
　　但是并不明确这四个等级之间的具体评判标准是什么；四是缺乏原始的评价分数，序数数据给研究带来了计量方面的困难；五是考评主要是从监管者的角度，而不是实际信息使用者的质量感知；六是仅针对信息披露，而非信息披露至使用者接收信息的整个信息传递过程。因此该数据能否成为公司透明度的有效替代变量还需要进行检验，但目前仅有方军雄和洪剑峭(2005)提供了初步检验，还有待后续研究者继续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