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音译与一般翻译不同，它保留源语读音而(2)
2013-06-26 01:08
导读：想象 一个英语文化中 成长 的affectedgirl，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译文塑造的嗲女人。这种现象我们姑且称为文化干扰。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Mi
想象一个英语文化中
成长的“af—fectedgirl”，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译文塑造的“嗲女人”。这种现象我们姑且称为“文化干扰”。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干扰，MinJie在翻译杨东平的文章《上海女郎》时，就将“嗲”译成了“dia”。
音译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消除译语文化的干扰方面。译语读者只有在消除其自身文化干扰的情况下，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译文中包含的源语文化。借用语言学中“信息”的概念，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步来讲：信息清空与信息重新输入。
1．信息清空
音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陌生化。为了明确告诉读者音译词的存在，译者会有意避免使用常用词以免产生歧义。汉译英的音译词由于使用的拼音和英语的拼写大相径庭，译语读者一眼就能辨出与英语的不同。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陌生感，使译语读者与其文化隔绝。
例如，译文中采用dia这种拼写，就创造了一种陌生感。因为英文中除了那些缩略结构之外，没有dia这个词。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也就是汉语文化输出的目标人群)读到这个词时，无法进行回忆或联想。读者和目标语文化之间的联系就被隔断了。
如果读者想要了解这个词的含义，他必须按照译者提供的线索去寻找。在这个寻找过程中，译者往往就把源语文化灌输给了读者，完成了信息(译文所要传达的源语文化)的重新输入。
2．信息重新输入
译者通过音译词仅仅创造出了一个空壳——一个没有意义的语言形式。因而音译词并不能够起到文化传播的作用。译者通常采用在音译词后直接加解释性文字、文中加注或是利用上下文提示的方式，以输入源语文化信息。
林语堂在提到“腊八粥”时用的是直接加解释的方法：lapacho，agrueleatenontheEighthdayofDecembe。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红楼梦》时，把“甄士隐”音译为“ZhenShiyin”，然后在文末加注为“Homophonefor‘truefactsconcealed”。而在MinJie翻译《上海女郎》的译文中，虽然没有前两种文字，但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去理解dia的意思。译文以这三种补偿方式将源语文化的信息完整地带给译语读者，凸显了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不同。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从以上两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音译词成功地抗拒了译语文化的同化。它在保留源语文化特色方面，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音译就是汉语文化传播的最佳手段。实际上，音译的应用受到的限制颇多。因为音译词还要解决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它是不是能被译语文化所接受。
(二)音译词的消极作用
音译词的消极作用也有两个方面：一是音译词本身并不能反映源语文化的特质；二是音译词降低了译文的可读性。正是这两者的存在，才限制了音译词在译文中的大量使用。
1．源语文化的缺失
很多人因为音译词的拼写和读音不同于目标语言，就认为它具有“异国情调”。这是一种误解。
这里有一个英译汉的例子。傅东华翻译的《飘》(Gonewiththewind)，因其音译名太汉化、失了“洋味”而广受批评。如男主人公RhettButler的汉名译为“白瑞德”，许多人都觉得失去了英语的味道，不如后来译成的“瑞德·巴特勒”。事实上，“瑞德·巴特勒”较“白瑞德”而言，只起到了陌生化的作用，却不能体现英语和英语文化的特点。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音译词只是一个“陌生化”的空壳，它告诉读者，它与目标语言与文化不同，却不能说明不同之处在哪里。若没有解释或注释等补偿措施，它的作用十分有限。
以汉语人名的英译为例。英语名字的命名是一个封闭系统，人们总是沿用前人的名字，不会有太多创新，以至于世界上有数不清的Bill和Mary。因此英语名字以指称意义为主，用音译也能体现其指称或纪念意义。汉语人名则不同，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名字既可以纪念先人，也可以纪念事件，还可以表达志向或祝愿。基本上所有的字都可以用来命名，音译不足以表达这么多复杂含义。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铁凝小说《哦，香雪》的主人公香雪的名字就体现了取名人的意愿：希望她“象白雪一样纯洁，还要有怡人的芬芳”。音译词“Xiangxue”无法体现出这种意愿，所以译者将它译为“FragrantSnow”。这样至少可以让英语读者明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个名字包含了取名人对这个女孩子
怎样的期望。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也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说“RedJade”，她的原名应该是“红玉”。
在体现民族思维、民族文化这一点上，音译远逊于意译。
2．可读性降低
大量音译词的存在，增加了理解译文的难度；同时伴随音译词而来的解释或注释时时插入文中，又影响了译文的流畅性，不免让普通读者失去耐心。这样，译文在目标语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便会边缘化。例如张培基先生翻译茅盾的文章《白杨礼赞》时，将其中的“麦浪”处理为“mailangmeaning“ripplingwheat”又将郁达夫《故都的秋》里的一句话“不过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秋士’的成语”中的“秋士”译成“Qiushi(antumn scholar，meaninganagedscholargrievingoverfrustrationsinhislife)．。这两处的音译显得没有必要，而且这种解释型的句子让译文句式僵化。
埃文·佐哈指出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外来文本的形式太极端或太陌生，那么译文就有无法融入接收(目标)文化的危险。”
很明显，过多的或是不恰当的音译词会让译文过于陌生，从而无法进入目标文化系统的主流位置。相对而言，译文被接受的要求比它保留源语文化的要求更基本，更重要。“可读性”是任何文本获得大量读者的前提，而音译词在很多时候恰恰会破坏译文的可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