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忧患之作，《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2)
2013-07-06 01:18
导读：显然，《双城记》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但狄更斯的着眼点却紧紧地瞄准在现实生活上。作品对19 世纪后期法国及英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描绘,对法国大革命
显然，《双城记》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但狄更斯的着眼点却紧紧地瞄准在现实生活上。作品对19 世纪后期法国及英国社会生活的广泛描绘,对法国大革命爆发根源的探索,都是为了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种种社会危机与现实的英国社会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借古喻今的方式,告诫英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百姓的极度贫困就是革命的根源,如果不能减轻平民的苦难,那么当前的英国爆发革命就不可避免。小说把法国大革命前的社会矛盾展现的十分细致与真实,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饥饿到处横行”,广大百姓以“桑叶草”为食,而贵族阶级则穷奢极欲、欺男霸女,他们在全国当中看不到“一张面孔带有任何敬意”,不堪压迫的人民群众正准备着“用绳子和滑车来吊死仇敌”。1859 年,狄更斯在谈到《双城记》的创作经历时说:“我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创作《双城记》,经过无数次的修改,总算感到满意。能够偿还我在创作中所付出的心血的,决不是金钱和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创作完成时的喜悦。”[3 ] (P207) 的确,狄更斯的这部殚精竭虑之作,无论其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还是其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都是值得后人挖掘和探讨的。对于《双城记》这部小说的评价,评论家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英国本土和西方的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在狄更斯的全部创作中地位不高,认为“《双城记》的
写作风格是灰黯的,不事修饰的,因此许多读者都不愿意在狄更斯的正宗里给它一席之地”[4 ] (P275) ,“许多不喜欢狄更斯其他作品的人倒十分偏爱《双城记》,而许多热爱狄更斯的人却不肯把《双城记》读上两遍。这是作者所有的小说中最缺乏狄更斯风格的一部了。”[5 ] (P211) 然而,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接受语境的不同,自从20 世纪上半叶《双城记》译介到中国以来,它却一直被中国文艺评论家和广大读者当成狄更斯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而备受推崇。
大学排名 二、人道主义视野中的革命的合理性与复仇的疯狂性
《双城记》的创作是有其深厚的思想史背景的。英国19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卡莱尔(1795 - 1881) 深深影响了维多利亚早期和中期的一批重要作家,对他们作品的社会倾向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这些作家中,没有谁能够像狄更斯那样诗意地表现卡莱尔的写作的,没有哪位作家能够像狄更斯那样卓越地转化这种影响。卡莱尔是狄更斯真正喜欢的唯一抽象思想家。毫无疑问,他对卡莱尔的深深崇敬是他在众多的革命中选择法国革命的一个明显原因;另一个原因无疑是他对法国十分熟悉,尤其是巴黎。我们将《双城记》与卡莱尔的《法兰西革命》加以对照也不难看出《, 双城记》不仅在思想上深受卡莱尔及《法兰西革命》的影响,而且小说中反映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件,大多也以此书为据。狄更斯像他同时代的许多所谓资产阶级激进派一样,看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症结,但他们的中产阶级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素养决定了他们仅仅提倡积极的社会改良而不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面对三、四十年代三起三落的宪章运动和1848 - 1849 年风起云涌的欧洲大陆各国革命运动,他们忧心忡忡,纷纷以自己的著述(政论的、历史的、文学艺术的) 揭露和抨击种种社会弊端,旨在提醒人们:不要被歌舞升平的表面现象迷惑,应该正视现实、积极从事改革;如果听任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会奋起以更加残酷的暴力对加诸他们的剥削、压迫和苦难实行报复。
两个相当不同的监狱———纽盖特监狱和巴士底监狱,主导了《双城记》中的头两部,背景是在十八世纪70 年代和80 年代的伦敦和巴黎;小说的第三部分移到了革命的巴黎,转向了描写推翻旧压迫和引进新压迫后实行刑法惩治的后果。狄更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法国平民的悲惨遭遇,愤怒地谴责了封建贵族的为非作歹和为所欲为。作家明确指出,法国大革命是贵族阶级的腐朽残忍与飞扬跋扈的结果,是下层人民长期仇恨的总爆发;小说通过厄弗里蒙地侯爵和“朱古力爵爷”的荒淫奢侈与残暴狠毒、梅尼特医生和德伐日太太一家的苦难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小说揭示了一条真理:压抑在法国平民心头的愤怒,必将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革命。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狄更斯在《双城记》中首先肯定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本质上的正义性,肯定了它摧毁法国强固封建堡垒的赫赫伟业;他一定感觉到了法国革命在欧洲释放出来的民主精神,它仍未实现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诺言———英国反动派具体塑造出狄更斯所痛恨的那个社会,他们极为野蛮地反对这一诺言的实现———对他的时代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同时,狄更斯又对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的爆发充满恐惧,在他看来一旦革命爆发群众的兽性就将一发不可收拾,必然会把国家投入无政府、无秩序的深渊;杀戮必将毁灭人类固有的本性,最终将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因此他强烈谴责革命中的过激暴力行为,反对失去理智的革命冲动。
描写城市暴动,狄更斯通篇将其比作海水、人的海洋、人声的波涛,像海水冲击堤岸,砰訇大作;乡镇暴动,狄更斯着重描写了火:府邸着起了火,万家点燃了灯火,星星之火,顷刻燎原。这两层描写,用意颇深,旨在说明:革命的激情达到顶峰,会泛滥成灾、不可收拾;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失控的,运动中的群众是疯狂的、盲目的和丧失理智的。于是,从德伐日太太在市政厅前手刃老弗隆开始(第2 卷第22 章) ,场院内磨刀石霍霍飞转(第3 卷第2 章) ,革命法庭将无辜者判处死刑(第3 卷第6 章) ,大街上囚车隆隆前进,刑场上断头机吉洛汀嚓嚓操作(第3 卷第15 章) 。这一切是那样的阴森可怕、野蛮凶残。小说家认为,暴力并不能改造社会, 反而伤害了无辜———不仅代尔那、路茜、卡尔登等无辜者受到失控了的革命暴力的伤害,连真心拥护革命的孤苦伶仃的女缝工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狄更斯写这一章时,是把卡莱尔和其他权威人士的记载当成事实,据他们说,在巴黎被处死的人数超过一万,而不是一千,其中只有一半是真正的政治犯。嗜血成性的疯狂,像瘟疫一样在法国传开,狄更斯生动地描绘出革命中危险而血腥的日子。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双城记》是一部有争议的小说,下层革命者德伐日太太的形象又是影响这部小说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梁实秋先生曾说:“狄更斯读了卡赖而的《法国大革命》,大受感动,决心再试写一部历史的罗曼斯。卡赖而送来两车书供他参考,可是狄更斯大部分未加使用,因为他不想写革命史,已有卡赖而的佳构在前,无再写之必要,他只要捕捉那一时代的气氛,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6 ] (P1661) 这是有见地的。狄更斯仅仅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载体来反映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反映在这种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各式各样的人和所表现出来的人性,表达一种超越具体事件而又有更加宽泛意义的东西,即梁实秋先生所说的“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仇仇相报无有已时,只有仁爱的心才能挽救浩劫”。《双城记》的矛盾冲突主要是以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为代表的贵族统治阶级与以德伐日太太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构成的。作家通过德伐日太太和梅尼特等人的悲惨遭遇控诉了统治者惨无人道的暴行,揭示出正是由于这种非人道的罪恶统治导致了被压迫的激烈反抗。德伐日太太就是在这种压迫下成为一个复仇者的典型。但是,当复仇一旦丧失理性而成为盲目、偏狭、疯狂的报复时,德伐日太太成为一名苦苦追索的复仇者和野蛮疯狂的嗜杀者时,作家的感情就由同情肯定变为怀疑否定了。英国评论家乔治·奥威尔曾这样评价狄更斯:“他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总是在他类似本能地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反对压迫者的时候。事实上,他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理所当然的站在处于劣势的人一方的。如果把这种做法引向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当处于劣势的人一旦变成处于优势,人们就不得不站到对方去了。而事实上狄更斯正是趋向于这种做法的。比如说,他厌恶天主教堂,然而当天主教徒遭受迫害时(见《巴纳比·拉奇》) ,他便站在这些天主教徒的一边。他对贵族阶级甚至更为厌恶,然而一旦那个阶级真正被推翻(见《双城记》中有关革命的那几章) ,他的同情便转向了他们。”[7 ] (P142)狄更斯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