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的隐性佛教因素(2)
2014-10-26 01:26
导读：二、赞佛偈对宫体诗写实白描风格的影响 固然在宫体诗之前，亦有对女子美貌的描写作品，然欲如宫体诗一般，通篇将女性肉体各部、乃至衣着姿态等，
二、赞佛偈对宫体诗写实白描风格的影响
固然在宫体诗之前，亦有对女子美貌的描写作品，然欲如宫体诗一般，通篇将女性肉体各部、乃至衣着姿态等，皆作细微而具体的白描雕绘，实未几见，即便偶有歌咏女性美的诗篇出现，也多是点缀性质，比例上未尽全篇，且写实成分少。
宫体诗之前赞佛偈中写实描摹人物的白描技巧即已存在。赞佛偈是属于汉译偈颂中的一型，其特点为歌咏赞叹佛菩萨、天人的妙行殊德。或写其功德，或绘其相貌。对于以图绘手法将佛菩萨的庄重相貌描摹而出者，可以发现其工笔雕绘的写实刻画风格与白描技巧，此特色与宫体诗的女姿描摹，二者虽于对象题材上完全不同，然于精神上却有其相通处。赞佛偈所描摹的对象，虽大多非女子，然其由头至脚，工笔刻画的写实技巧，及其白描语言的风格，与宫体诗的创作精神，有其相通处。而东汉至齐梁，佛教兴盛是社会现象，文人士子乃至贵族帝王，喜读佛典，也是一历史事实；而宫体诗的写作群中，为佛教徒者实为不少，不仅于史籍中见诸记载，于其诗歌中，我们亦可看出佛教对这些诗人的影响，则宫体诗与佛典偈颂的会通，似亦无法断然否定。 三、声律说的兴起和格律的初步使用
宫体诗的艺术美就在于格律的工整和形式上的对仗。在宫体诗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格律，
但是尚未形成一种理论。魏晋南北朝诗歌在形式风格受佛教影响而做出的创新更为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它将当时音韵学上的最新成果运用于诗歌创作，“四声”的发明乃受佛教影响的产物。僧慧皎在《高僧传》中说：“……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破，若用汉曲以读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既然汉语语音不适合于佛经的诵读于是当时的佛教人士就开始做出举动，按照梵音的声调，反切就形成了。反切的盛行，声音的分辨趋于精密和正确，四声也就有了出现的机会。四声的成立得益于周禺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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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高僧传》著录了很多善声沙门的故事，如《齐东安寺释昙智传》记载东晋以来特别盛行的民歌及文人拟乐府民歌中的“送”，似乎就与佛经转读有关系。而记录东晋民歌之王僧虔与善声沙门多有交往，尤可留意。又有所谓“小缓、击切、侧调、飞声”之说，与《文心雕龙·声律篇》论及的“声有飞沉”、“响有双叠”等学说不无相通之处。我们从谢灵运随鸠摩罗什***慧叡研习梵音或可看出若干端倪。像释慧叡、释慧远这样的文化僧侣，很可能通过像谢灵运这样的著名文人，将鸠摩罗什的学说(当然包括诗学理论之类的学问)传至江南的知识阶层，并且与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结合起来，别开新的天地。陈寅恪先生多次指出四声之发现，与此有较为直接的关系。奉佛而又能文的沈约、谢脁等人沈约利用前人声律研究的成果，根据当时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启发，从文学角度，正式创造了“四声八病”之说，“尝试将平上往进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中，角徵不同。不可增减。”(《南史陆厥传》)
宫体诗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无不受佛教的影响。深受佛教影响的宫体人似乎已看透红颜一瞬的道理，对女性的审美观照，仅是一种精神寄托罢了，他们不是真的耽溺于此，他们只是远远观看，心静如水。这也正是他们的诗如咏物言理却冰冷的原因。《红楼梦》将解脱一切“苦”的法门回结为“空”，情僧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进色，自色悟空”，从“空”出发，兜了一个荒唐圈子，最后仍然回为“空”，差未几就是宫体诗最好的注脚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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