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宪政的平衡性学毕业论文(2)

　　第二，它源于“国务需协商决定”[２６]的悠久历史传统。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盎格鲁—萨克逊人进入英格兰之初即有的协商习惯。盎格鲁—萨克逊贵族维护民主协商的传统，努力将尚在襁褓之中的王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到1066年前夕，已形成这样一条公认的准则：“国王未征求意见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动。” [２７]商定国事的传统对于平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平衡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形式或手段。

　　第三，它源于王权与贵族权的关系。在中世纪的英国，国王和贵族是建立在土地等级制基础上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国王作为最大封君，政治和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任何贵族，国王要求贵族效忠，提供军事义务，缴纳捐税贡赋；同时国王还有责任保护贵族的切身利益，注意采取有效方式和途径，如邀请他们出席大会议共议国是等，发挥他们的作用。否则贵族利益受损，积怨过重，则会联合起来与国王对敌，置王权于被动。国王与贵族之间并非单向的主从关系，而是一种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双向契约关系。[２８]契约即合同，系指双方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通过确立相互对等的权利义务而建立起来的法律关系。契约的本质原则是意思自治，这意味着契约标志着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如果权利义务不平衡，则契约根本就不可能签订。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双向契约关系”，内在地包含着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制约与平衡。

　　第四，它源于国王与教会的关系。在英国封建时代，王权与教会在政治上主要是一种联合关系：王权的庇护，使教会贵族成为封建主阶级和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的支持，则为王权提供了宗教神权的保护伞，并为国王的政治集权输送了大批高素质的教士官僚。[２９]但这种联合关系，这远未消除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相反，随着王权的不断强化和教权的日益成长，双方就教职任命、授职权及司法权之争一度尖锐，酿成了教、俗之间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关于教职任命、授职权之争，双方于1077年达成了协议：主教由本教区的教士团体牧师会选举，但选举须经国王同意并在王廷之小教堂中由国王亲自监督举行；国王放弃对新主教的指环和权杖的授予权，但主教在由教会受职礼之前仍须向国王行效忠礼。[３０]肇始于威廉一世时期的司法权之争（主要是教会要求拥有对教士的独立审判权），亨利二世也于1172年与教皇达成协定：英王不得阻止教士求诉罗马教廷。[３１]由于教职任命的冲突，罗马教皇于1207年宣布对英国实施“禁教令”，1209年又将约翰王开除教籍，教、俗冲突达到顶点。但在世俗贵族举兵反抗约翰时，教会“力图将这股带有相当自发性和破坏性的政治势力汇聚起来，疏导入非暴力的和平谈判和政治妥协轨道，以图形成一种既肯定国王神圣权威而又能限制其权力的政治格局，由此而促成了大宪章的问世。”[３２]大宪章的核心精神是限制王权，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在大宪章中写进教会的权力，特别是英国教会的教务自主权，包括：高级教职的选举权、教会的司法权与教士自由前往罗马的权利。[３３]因此，大宪章不仅体现了王权与世俗贵族之间的妥协与平衡，而且也反映了王权与教会之间的妥协与平衡。

　　英国宪政与宪法一样都是得自传统经验，而非理性建构的产物。正如佐藤功所说的，英国宪法完全是历史的产物，是基于许多无意识的因素而产生的。[３４]英国的宪政史表明它是一种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文明的需要而对机构加以发展和修正的持续实验的过程。[３５]对于英国宪政平衡性的认识也完全基于经验传统，是一种事后的体悟，我把它称之为“发现”。

　　（二）近代欧洲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平衡问题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贾恩弗兰科·波齐研究了西方一千年来的国家制度史。他将这一时期的国家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五个连续的阶段：封建统治制度，等级制国家，绝对主义统治制度，十九世纪立宪制国家，自由主义时期及以后的国家和社会。[３６]为了探询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平衡因素的历史线索，我们在此讨论一下等级制国家和绝对主义国家两个阶段的平衡问题。

　　在13世纪到16世纪之间欧洲广泛存在的一种统治制度，被称为等级制国家。13世纪以来欧洲城市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而作为政治上的自治统一体的城市的兴起及其对政治的参与，促成了等级制国家的出现。所谓等级，不仅意味着类似阶层、身份、地位、资格、权利与义务等社会学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极强的政治意义。我这样说的一个重要根据是：等级会议的存在。在等级制国家中，等级会议被认为是为了与统治者对抗和合作的特殊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波齐认为，等级会议和统治者共同构成一个统治制度的两半，二者共同决定政策，但它们是分离的互通信息的政治中心。双方通过它们的共同协商来制定政策；但是即使它们在取得一致时，仍然是完全不同的，每一方行使其自身的权力。这被波齐称为等级制度国家的“二元性”。[３７]有势力的个人和团体通过个人或其代表频繁地聚合成各种以合法形式设立的代表制会议并统治者或他的代表打交道，发表他们的声明，重申他们的权利，系统地陈述他们的建议，确定他们与统治者合作的条件，并承担他们分享的统治责任。[３８]同时，为了抵制对其行动自由的限制，统治者利用他自己召集等级会议的权力，试图使它的会期较短和不那么频繁地召开，并使一些有影响的发言人代表他致辞。[３９]波齐先生对等级会议在与统治者的二元性存在中的作用似乎有些夸大，好在他的一些其它论述对此略有修正。他指出，等级会议和统治者不是处于同一水平面上[４０]，统治者居于等级会议之上[４１]。而且，他还指出，等级会议非常常见地是由统治者自己提议，为取得财政上对他的支持而召开的。[４２]而英国的佩里·安德森则明确指出，“召集这类会议的基本目的是扩大君主政体的财政基础。”[４３]他还进一步指出，“建立独立于君主意愿之外、能够定期召开等级会议的基础并不存在”。[４４]但无论如何，通过等级会议，在实现扩大君主财政基础目标的同时，“它们也加强了贵族集体控制君主的潜在能力。”[４５]总之，在等级制国家中，出现了等级会议与君主两个权力中心，这两个权力中心既相互对抗，又通过协商不断达成妥协与平衡。

　　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一书中，佩里·安德森分析了绝对主义国家普遍建立的过程。由于绝对主义在东欧和西欧存在很大差异，考虑到宪政主要起源于西欧，笔者在此的讨论主要以佩里·安德森关于西欧绝对主义的研究为依据。在佩里·安德森看来，绝对主义国家得以建立的原因，在于等级会议制度的衰落。经济的发展、战争的升级、官职的官僚化、赋税的加重、庇护网的瓦解则是等级会议制度衰落的根源，其中最为关键的是经济的进步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佩里·安德森解释说，随着实物地租普遍化为货币地租，对于农民实行政治经济压迫的基本单位受到严重削弱，以至面临解体的威胁。农奴制度逐渐消失，封建主的阶级权力也危如累卵，其结果便是政治—法律强制向上转移到中央集权化、军事化的顶峰——绝对主义国家。[４６]波齐先生武断地宣称，在绝对主义国家中，政治过程主要不再由在统治者和等级会议这两个独立的统治中心之间的连续性的合法化的紧张状态与合作所构建；它围绕前者并只依靠前者而构建。[４７]这似乎是说，绝对主义的兴起缘于等级会议权力的弱化，或者等级会议的权力被转移、扩充到王权之中。绝对主义确实有王权扩大的一面，但也并不完全是由于等级会议权力的弱化——等级会议的权力隐而不显需等待时机再次发挥威力。但绝对主义还在于：由于封建政体的改组、原始采邑制的衰退、土地所有权日益不带附加条件，从而使王权变得更加“绝对”；[４８]战争的升级、官职的官僚化、赋税的加重、庇护网的瓦解，决定性的消灭了君主政体与臣民之间的“中介力量”。[４９]但必须明确的是，绝对主义绝不是专制主义。在绝对主义国家的君主政体存在着双重制约：受它支配的传统政治团体的存在以及支配它的无所不在的道德法规。[５０]可以肯定的是，在绝对主义国家仍然普遍地存在着对抗性权力。绝对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王权与贵族达成的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市民社会的兴起特别是资产阶级的兴起，又出现了市民社会（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平衡问题，正如欧美和前苏联史学界大多认为的，绝对主义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平衡上的一种君主政权。[５１]绝对主义意味着王权的普遍化倾向，而商品经济则产生了对所有权保护的强烈要求，这二者共同导致了罗马法的复兴。罗马法复兴不仅使各种对抗性因素及其解决均纳入法律的轨道，而且还使各方的平衡比较稳定表现为法律形式。法律体系随后成为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治则成为宪政的形式标志。

　　（三）一些学说中的平衡观述要

　　虽然很多学者从不提宪政的平衡性，但从他们的学说或理论中仍可得到类似的启示。其中，较为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契约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有关国家与宪法的观点。

　　1、“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与“阶级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马克思主义国家、宪法学说的启示

　　恩格斯关于国家定义的经典表述是：“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５２]恩格斯的定义包含了平衡论的基本要点。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意味着数个独立而且对抗着的阶级的存在；国家——这种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且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就是这些独立且对抗着的阶级达成平衡的状态。可以说，在恩格斯那里，国家即意味着平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平衡（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列宁对宪法的理解也包含着平衡的意味。他说，“什么是宪法？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中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的力量。”[５３]他还进一步认为，“宪法的实质在于：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５４]我国学者把“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扩展为“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法归根结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反映了一国当时的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由于宪法所规定的是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它是一国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全面、集中表现，是统治阶级根本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集中反映。”[５５]无论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还是“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体现，都表明：宪法具有“妥协性”。[５６]所谓“妥协性”，就意味着以各自拥有的力量为基础的各阶级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宪法的学说是富有启发的。但我国传统政治学和宪法学对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经典表述仅仅停留在基于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的片面理解上，而没有全面、准确把握其中的真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不能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特征而主张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作家们的著述中仍然保留了这一认知模式。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西方世界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重要人物，提出了一个极具平衡意味的概念即“商议政治”[５７]。“商议政治”的设想是哈贝马斯在批判所谓民主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商议政治”依赖于一个直觉，“即不只是在理论问题上，而且在实际问题上，参与者通过矛盾和商谈的辩论在原则上达成一致”。要在有争议的政治、法律和道德问题上取得意见统一，“必须由参与者本身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也就是用商谈争论的方法可以达成这种统一——而且是在意识到结论的暂时性和可错性的情况下。”[５８]“商议政治”这一概念的前提是，“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目的的背后，一般都隐藏着一些利益和价值取向”，“这些利益和价值取向在共同体内部相互冲突，不会有什么达成共识的可能”。[５９]这些冲突着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它们需要一种平衡。”[６０]哈贝马斯进一步论证，“这种利益的平衡是作为依靠权力潜能和核准潜能的政党之间的协商而实现的”，而且，“这种方式的谈判必定是以合作意愿、即以在注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争取达到结果的意志为前提的”。[６１]“商议政治”的概念为我们描绘了一种在尊重规则和程序前提下实现平衡的制度化过程。

　　2、契约精神：社会契约论对近现代平衡宪政的理性建构

　　一般认为，英国的政治机构通常分为立法、执法或行政、司法三部分。但促使实行这种三分法的不是政治理论，而是政治经验、逻辑以及某些偶然事件。如前述，宪政的平衡理念在英国的承传也非源自理论，而是因于经验。对平衡理念进行完整阐释的，则首推社会契约论，特别是其中三权分立学说。事实上，社会契约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以英国的宪政实践为摹本的，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用大量的篇幅研究英国的政制，孟氏的许多结论就来自于对英国政制的研究。

　　早在古希腊时代，智者派中的奴隶主民主派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就坚持一种被称为“约定论”的观点，认为，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人为的，人们彼此约定的，并没有什么自然的依据。[６２]这可以看着是社会契约论的萌芽。近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家们普遍认为，国家起源于契约，是人们为了摆脱某种自然状态，追求幸福生活的结果。社会契约论中包含的平衡思想在于：一方面，达成契约人们之间即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独立、平等及其相互性；另一方面，达成契约的人民与依据契约组成的政府之间或者权利与来源于权利却又不断异化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对抗性、制约性。当罗尔斯把宪法看作是公民为了建立政府制度而签订的一种契约的时候，他与其他契约论者并无不同。但他的论证极具特色。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６３]。由于社会“不仅具有一种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种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于是“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关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６４]这一系列原则的核心就是罗尔斯所谓两个正义原则[６５]。罗尔斯把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