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关系的新变化(2)
2013-10-14 02:11
导读：二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日益触及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围绕有关问题的竞争、合作、碰撞、冲突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系经过3O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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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日益触及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围绕有关问题的竞争、合作、碰撞、冲突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系经过3O年的发展之后正在向新水平和新阶段推进的自然体现，其中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简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发展态势日显强劲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放大效应、溢出效应和连带效应。这些效应既可以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热”窥见一斑，也体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和影响力不仅在经贸领域急剧扩大，而且已经从经济向政治和安全领域、从周边地区向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延展。2007年，我经济总量赶超德国的势头更加迅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首次超过美国。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签署近300个国际条约；参与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达到4238个；在华设立总部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达到120个；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的“要职”不断实现突破。例如，继2006年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沙祖康跻身“联合国内阁”(1997年成立的3O人高级别管理小组)之后，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赵京民少将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首位“中国司令”。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原因更为重要。这种变化就是从之前怀疑“中国能否崛起”和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甚至想设法遏制“中国崛起”，转变为承认“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逆转，并且认为中国的“全球存在”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现存国际体系构成挑战。目前这种声音正在不断上升。这不仅是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且具有明显夸大的成分。2007年底和2008年初，美欧等国政界和学界围绕“中国的崛起”是否将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讨论热闹一时。其中各派观点无论是出于探究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构建国际体系，还是思考现有国际体系能否容纳崛起的中国，都表明他们不仅已经承认“中国的崛起”是现实，而且对“中国崛起”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担心明显上升。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侧重于国际体系层面。美国内部近年来围绕布什政府是否“失去亚洲”的辩论比较激烈各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或即将“不可避免地”重塑亚洲地区体系。2008年第一期《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组文章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在《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崛起难以推翻西方国家秩序”，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现有国际体系；布鲁金斯协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来日方长：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中国可能开拓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折射出对中国形成新发展模式并为世界发展提供非西方模式选择的隐忧；另外的文章则对“中国对集权国家的新外交”加以分析，其中也透露着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不满和想通过进一步施压来加以改变的想法。欧洲国家关注非洲的达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