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领导越轨的中外比较(2)
2014-07-07 01:15
导读：二、性善与性恶：中西领导越轨的根源不同 虽然越轨的原因主要与钱、权相关，但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伦理亲情。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不同
二、性善与性恶：中西领导越轨的根源不同
虽然越轨的原因主要与钱、权相关，但在中国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伦理亲情。中西伦理思想传统不同，则由伦理观念带来的越轨行为也不同。
中国人向来信奉“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领导者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非常高，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这样，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是领导者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便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力图通过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教育来提高领导的个体道德，以规范和调整领导者的越轨行为。这种软约束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其对越轨行为的控制也往往趋于弱化。此外，中国是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在强大的家族传统和伦理关系交织的网络之中，领导者往往因为伦理关系产生各种越轨行为，如裙带关系、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等；再由伦理、亲情扩大到小团体、小集体，导致“窝案”、“串案”、以单位名义从事腐败犯罪等群体越轨的行为。因为受传统农业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拉关系”、“走后门”等做法在现今仍然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出于人情关系考虑而发生的越轨行为依然很多，而且这种越轨行为没有明显地违反有关的法律规定，在打法律的擦边球，也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这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假设的。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西方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因此，人们对于领导的道德期望是冷静和审慎的。此外，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西方各国政府领导人的行政责任的确立主要基于两种因素：一是国家的整体利益；二是选区和选民的利益；而且，他们更关注如何兑现竞选时所作出的许诺，更重视维护支持他上台的选区和选民的利益，并将此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要责任。相较之下，西方领导伦理关系的羁绊比较小，因伦理亲情而导致的越轨行为也就比较少。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三、清晰与模糊：中西领导越轨的表现形式不同
在西方，公私分明使得领导越轨行为的界限非常清晰；而在中国因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许多领导的越轨行为很隐蔽，甚至对越轨行为集体无意识。
近代西方社会治理和政府管理中实行的是公共行政，树立的是公共权力观。这种权利观念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公域私域分开，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也奠定了公共权力(公权)由个人的部分权力(私权)转让而来、公权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为私权服务的政治理念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服务于公民的公共权力的含义。在公共权力观下，领导的职能定位是为公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西方没有官本位的传统，公私分明，官员们往往谨小慎微，克勤克俭，且为纳税人服务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领导因为权力和地位的改变而带来的某些越轨行为。
在中国，许多领导越轨行为非常隐蔽，甚至人们对此集体无意识，这主要是由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