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2)
2014-12-01 01:15
导读：进入近代以来，内核——边层的权力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权力内核无法应对外部冲击，并处于经常性更迭状态；二是权力边层发生着新的变化
进入近代以来，内核——边层的权力结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是权力内核无法应对外部冲击，并处于经常性更迭状态；二是权力边层发生着新的变化，传统帝国依赖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同时，内核——边层的互动也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交通、信息、军事、官僚系统等技术条件得以改进，国家统治权日益向社会和地方深入和延伸，国家行政权和管辖地趋于一体。另一方面，统治成本愈来愈大，并由于革命动员和外部影响，激起基层社会和地方的广泛反抗。往往革命正是从权力边缘和统治最薄弱的乡村社会和边远地区开始的。中国革命道路之所以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是为内核——边层权力结构所支配的。
革命后建立的新统治是将高度离散的社会整合为统一国家的过程，也是改造社会并在改造过程中使权力日趋集中的过程。首先是实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经济权力向国家或准国家的集体集中。然后是社会关系改造，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取决于国家分配。通过改造，形成国家权力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城市“单位制”和农村“公社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但即使在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过程中，内核——边层结构仍然存在。
可控的放权式改革：边层启动与内核调控
中国改革为什么会发生，长期以来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界对改革前的中国缺乏深入的认识。经济学只是简单地称其为计划经济体制。从政治学角度看，比较流行的是全能主义。事实上，改革前的中国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体制，至少在农村没有“庇护——依赖”机制。改革前，权力内核并不是主要依靠强力控制，相反则是大量的社会动员。所以，从权力结构看，改革前的中国实际是一种统制主义，即权力内核受单一的平均主义意识形态支配，这正是“包产到户”尽管1950年代后期便产生并不断抬头而反复受到压制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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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分权式改革。这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从开始并没有分权的明确意识。只是随着单一体制难以为继，新的权力内核才考虑下放权力。而且权力内核在“放权”中居于主导地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改革与那种多元权力互动基础上且有明确制度预期的分权不同，是在权力内核与边层的互动中发生和发展的“放权式改革”。放权式改革一方面来自于基层社会基于生存理性对统制主义的冲击，另一方面基于新的权力内核对统制主义及集权制的深刻反思。权力内核的放权改革与边层冲击形成互动。因为边层启动的改革带来明显的收益。这就是新的权力内核最担忧也是最紧迫的民生问题得到明显解决，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机制，推动着制度创新。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样化的取向，使中国改革从技术性变革走向制度性创新。
放权式改革的重要制度后果就是分析，即变垄断性的单一权力为分享性的多样性权力。放权式改革的分权后果还表现在政权系统内部。在权力的核心层，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再只是单个人意志，领导集体的作用愈来愈大。政府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行使权力，最重要的是地方获得愈来愈多的自主权。当然放权改革必然带来分权后果，但分权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即权力内核有可能在分权过程中失去自己的控制力。随着改革的深化，原有的利益同一性的社会发生分化，出现利益主体多样化，并伴随着社会离散、社会脱序、社会失范，甚至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