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2)
2015-05-02 01:39
导读：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
汉代儒学通过神秘主义的路径，竭力把儒学准宗教化。它以渲染"天人感应"、"灾异之变"的方式，来节制皇帝的行为。董仲舒说："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气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汉书·董仲舒传》）人君的"貌、言、视、听、思"五种行动如有不当，就会引起五行的变化和四季的失常（《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必仁且智》）公羊学和谶纬之书用"天"来警示和恐吓人君，对肆无忌惮的皇权多少有一点威慑性。
韩愈、二程和朱熹等人开创的宋明理学或称道学，演绎出一个"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原道》，《昌黎先生集》卷十一），以后又经韩愈、朱熹传之后世的儒家"道统"。道统首先是思想学术的统系和精粹，认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所表达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把"道统"从"政统"、"皇统"中独立出来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就可以用"圣人之言"来拒绝和匡正当朝执权柄者的悖谬之言和随意之政。道统也体现为古来贤君良臣面临各种情形时的行为举止。构成一种政治典范和道德楷模，即使贵为天子，也必须从小学习和终生遵循。
一方面用"天命"来恐吓"人君"，一方面用"道统"来干预"政统"，儒学和儒士对于皇权专制主义构成一种事实上的制衡力量。如果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理解，就不好说儒学思想纯粹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三、儒家思想资源：近代民主萌芽的培养基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无疑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源头在哪里，则是有争议的。以往，人们更看重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几乎成了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发起的思想运动的专用名词。近来则有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张灏更明确指出，在从传统到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变中，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至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思想变化，应被看成是一个比五四时代更为重要的分水岭。把"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提前到世纪之交，有助于正确理解儒家思想与中国民主的关系。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受舶来"西学"的刺激，但也有一部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发掘自传统的"中学"。康有为从公羊学平滑过渡到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则从黄宗羲、王船山的著作中找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清代学术概论》中写道："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从黄宗羲的《原君》、《原法》向前迈出一步，谭嗣同便能够在《仁学》中畅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梁启超则在《古议院考》中称：《礼记》中讲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里说的"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就是议院的思想基础。"《洪范》之卿士，《孟子》之诸大夫，上议院也；《洪范》之庶人，《孟子》之国
[1][2]下一页
本文选自lw.nseac.com原创论文网代写毕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