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知识规划的由来和特征(2)
2015-10-19 01:02
导读：GuilfordPress,1995.)。 从基本背景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就和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直接相关。因此，其政治策略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
GuilfordPress,1995.)。
从基本背景看，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身就和社会历史事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直接相关。因此，其政治策略与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68年红五月运动对左派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影响。可以肯定，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诸种理论立场都可以在逻辑上追溯到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在内在20世纪西方社会思潮的变迁，那么，1968年的革命事件在把这些理论转变成一种政治姿态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最直接的意义上，1968年仅仅是一个断代标志，它是整个西方左派理论和实践的转型的起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它的研究可能都是分散和片面的，但将它作为一种新历史的标志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理论诉求(注：参阅杰姆逊：《60年代断代》，载王逢振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Fink,C.Gassert.P,andJunker.D,(eds)1968:theWorldTransformed.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8.)。在整个60年代的转型过程中，1968年作为一个突出的标志，在其中复杂地纠合了不同的政治情绪：在发达资本主义(第一世界)官僚制牢笼中的自由冲动；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第二集团”)异化的积极拯救需要；经过50年代政治蕴酿而在全球扩散的“第三世界”政治话语，这些政治情绪直接引发了新的理论。但是，运动本身的失败却再次证明霍克海默式的论见：发达资本主义越来越非革命化。西欧(特别是法国)共产党人的脆弱、萨特式人学的空洞、马尔库塞式总体的文化革命的不现实性，使左派理论家失去了宏大革命的兴趣。这在总体上催生了对总体革命的怀疑，而“新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