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反补贴案与中国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2)
2013-05-22 01:29
导读：3.1 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生产型外商企业的优惠的申诉，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多从专向性上
3.1 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点就是，对生产型外商企业的优惠的申诉，我国政府和相关企业多从专向性上做出抗辩。这些抗辩毫无例外的全部被认定为不能成立。美国在柠檬酸和柠檬酸盐反补贴案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只适用于非国内企业，根据联邦，应当认定这种税收优惠是给予“特定企业”的。虽然在之前的案件中，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对“中小型企业”的税收优惠不具有专向性，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是不同的。
3.2 调查期间在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
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有些没有对税收优惠进行申诉，有些案件涉及到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但是申诉方和应诉方争议的焦点是2008年1月1日之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是否终止。我国没有进行抗辩。美国对我国在2008年之后终止税收优惠的做法的态度是判断这种调整是否是构成《美国联邦规则》中规定“项目终止”。确定这种“项目的改变”是否构成“项目终止”的标准为：被终止的项目不存在“剩余利益”，并且目标项目被终止后，没有“替代项目”代替被终止的项目构成补贴。
以现在美国在对华反补贴案中的做法，被终止项目是否存在“剩余的利益”是美国针锋相对的焦点。对这一点的反驳主要有以下两个角度：
第一，缺乏证据证明旧的税收优惠制度已经终止。美国在多个案件中认为，我国政府在实地核查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被终止项目不存在剩余利益，例如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反补贴案。其中在后拖式草地维护设备及零部件反补贴案中，美国贸易委员会指出，“美国调查官员在进行实地核查时，要求中国政府提供证明增值税超额退还不存在的证据，但是北京税务官员无法提供这样的证明。在向家山市税务官员索要证据时，该税务官员认为提供这样的证据会泄露商业秘密，因此拒绝提供。” 因此，美国认定在证据不足，并且中国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认为项目终止存在“剩余利益”。我国政府在钢格板案中提供了《关于停止执行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但是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我国政府提供的这份文件与其要求不对应，不予采纳。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第二，新企业所得税法中对旧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过渡安排。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采用了一种过渡安排。美国认为这种过渡安排仍然赋予相关企业“剩余利益”。但是美国对于这个观点并没有进行深入的论述。例如，在柠檬酸和柠檬酸盐案中，美国贸易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在项目终止日期之后仍然赋予相关企业利益”，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论述。美国贸易委员会在多个案例中还强调“项目终止”是普遍的，意图排除单个企业提供的证明利益不存在的证据的适用。美国贸易委员会认为“即使能够证明某个企业在项目终止日期之后没有收到税收优惠的利益，但是其他企业仍然能够收到税收优惠的利益，因此项目终止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美国联邦规则》的要求”。美国贸易委员会在钢格板案中表达了相同的观点。
综上所述，现在美国对我国的反补贴案件中关于税收制度的申诉主要是关于我国旧的税收优惠制度的过渡安排。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旧的税收优惠制度具有专向性。
4 国外对华反补贴的应对
4.1 立法上的应对
综上所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关于税收优惠的过渡安排被认为是不完全的标志。另外，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第四章规定了税收优惠制度。第27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三）从事符合条件的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四）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从该条规定来看，3、4项规定的所得税减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环保、技术发展。符合《SCM协议》第8条不可诉补贴的规定，但是由于不可诉补贴的条款失效，因此这些补贴都落入了可诉性补贴的行列，这两项有可能和前两项一样遭到可诉性补贴的申诉。
这些有关税收优惠的条款在法律上没有与出口实绩相联系，不违反WTO项下有关禁止性补贴的相关规定，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审批标准的不透明，可能会构成事实上的出口补贴。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4.2 应诉策略
据上所述，专向性的认定问题是是否构成补贴的一个基本点。由于我国对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因此适用属于SCM协定第2.1条规定的以企业或产业为标准的补贴。由于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及其过渡政策明确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法中，因此应当适用第2.1（a）条和第2.1（b）条规定的法律上的专向性。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抗辩：
（1）专向性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对“一组企业或产业”的理解。
SCM协定中并没有对“一组企业或产业”进行进一步解释。有学者考察了GATT的缔约，指出了缔约方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基本共识，即“该协定所指的专向性是与产业专向性密切相关的。”在实践中，专家组在报告中涉及到专向性问题时更倾向使用“产业”这个词。而美国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不同，因此具有专向性是与合理的解释不相符的。
（2）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过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并且在执法中得以严格的遵守，符合SCM协定第2.1（b）条规定排除情况。
我国在美国对华铜版纸案中也确实提出过这样的抗辩。美国认为一旦认定了法律上的专向性，那么就不需要考虑是否有“客观的标准或条件”。很显然，美国的论述是与SCM协定相左的。SCM协定第2.1（b）条规定，如果成员方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了获得补贴的“客观标准或条件”，相关主管机关有义务对“客观标准或条件”进行调查。如果这种“客观标准或条件”符合第2.1（b）条的规定，应当将这种情况作为排除情况，认定补贴不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美国的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我国政府经常因为证据不足而被适用不利的法律规定，还经常因为不合作进行调查面临着被适用“可用的不利事实”的危险。因此，我国在反补贴的实践中，应当一方面注重我国法律法规的合规性，一方面也应当在具体案件中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去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