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再思考-国际经(4)
2013-07-30 01:03
导读：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会逐步边缘化，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货币的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国际货币
金融危机后有人提出美元是否会逐步边缘化，我们认为不是这样。但是如果美元不断贬值，欧元的地位包括其他主要货币的地位是否会发生改变?国际货币体系会不会发生变化?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金融格局?答案则是肯定的。但问题是，美国经济的弹性、美元的弹性远大于人们的预期，美国经济自我调整的能力非常强大。在可预见的未来，超国家主权货币取代美元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渺茫的。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美国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有学者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几乎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举债，然后通过美元的贬值以减轻外债负担。这一货币地位也被用来转嫁危机。美国出现贸易赤字时，就多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输出通货膨胀转嫁衰退。目前各国建立多元储备池，要求在贸易中使用本币结算就是金融危机后对单一货币体系进行调整的一种尝试。从世界经济的长期发展来看，国际金融格局将发生渐进式的改变，其重塑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博弈过程，向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迈进是大方向，但速度很难预料。
(三)要素格局
由于次贷危机引起美元不断贬值，全球要素价格不断上涨，供求格局发生变化，资本的流动方向也会发生一些逆转。如果美国不再是一个安全、回报率高的投资场所，那么这些资本将流向何方?资本市场最根本的作用是配置资源，现在却变成调整收入分配的手段了。在这样的格局下，资本的流向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在危机之后，国际游资依然在要素配置上利用投机无限炒作，那么，未来国际市场要素配置的格局和要素价格的确定，就依然充满不确定性，这种状况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大而正面促进作用小。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四)产业格局
当今世界经济中的格局，有互补，有竞争，中国的产业格局调整发生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的过程中。如果这次世界经济放缓，会迫使中国从内部重新进行产业格局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是有代价的。首先，美国总需求水平下降后所带来的市场总体份额缩水，必然会导致国际商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其直接结果便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争端增多。其次，假如此次危机后，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转为资源向新的高科技领域的投放，如环保节能型产品的出现以及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会进一步通过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节能标准对外围国家的传统制造业进行限制，外围国家的出口企业可能会面临新的市场标准和环保标准的考验。最后，当美国新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运用也遇到障碍后，美国当前的经常性项目的巨额赤字将难以维持，那么美国不得不进行的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将会是资源从非贸易部门向贸易部门的转移，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控制从非物质权力转向物质权力。这将对全球的产业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五)世界经济利益格局
根据国际经济学最基本的不可能三角形理论，在美元不断贬值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相对稳定之间要重新寻找契合点。此时应适当放弃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把汇率的稳定作为一种政策选择。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不可能三角形中间，需要将稳定放在第一位，在稳定的基础上再深化金融改革。某些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泰国等国家的历史已表明：过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会形成对本国货币和汇率的连续冲击。另外，从利益分配的经济学角度看，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必然导致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正是通过向欧洲国家输出通胀来转嫁美国的经济衰退。根据欧洲以往的经验，避免外生性通胀的主要办法是放弃与通胀输出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由此看来，我国人民币有效管理汇率浮动空间，并对金融市场开放领域有所保留，是对外经济政策的必要手段。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的实际效果来看，稳步开放更有利于降低外部经济危机对中国的传导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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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世界经济协调格局
全球经济失衡中实物经济领域的失衡与金融领域的失衡相脱离，这为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了难度。从资产负债的分布地区来看，美国资产的一半以上、负债的40％以上都来源于欧洲地区，而美国持有的亚洲地区资产不足总资产的20％，对亚洲地区的负债也仅占总负债的30％左右。但若从美国的地区贸易权重上看，欧洲地区在美国贸易中所占权重仅为27.3％，而亚洲地区的贸易权重为41.2％。因此，欧洲地区与美国的关系准确地说应该是金融伙伴关系，而亚洲地区则与美国是贸易伙伴关系。所以，欧洲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更大，形势也更为严峻。欧洲的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次贷产品，同时冰岛、英国等国银行业过度扩张使其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也较大。因此，国际经济的协调应该是两个方向上的调整，即美国与欧洲之间和美国与亚洲之间在全球范围内的失衡的纠偏。
国际机构组织协调的困难在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下降，意识形态成本成为重要考量因素。从历史上看，国际经济协调一般是在中心国家地位凸显的时代容易取得成功。审视西方经济循环，人们似乎发现总是美国率先走出低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大国作为稳定者，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充分流动，并在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
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经济学告诉我们，实体经济领域的贸易失衡主要靠调节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而金融领域失衡则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划分利益。金融危机下全球化的逆转意味着政府经济职能的复兴，国际范围内企业的竞争将会让位于政府间的博弈与角力。无论是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还是一些人在奢谈的中美国集团(G2)，此次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协调的难度增大已经是2009年不可回避的事实。2009年之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目前的救助计划充其量能够维持全球经济的脆弱前行，全球在进行深层次结构调整的同时，最终能否找到实现新一轮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这才是世界经济回暖与未来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