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政治寓言的「无间道系列」(3)

而系列第三集《终极无间》一方面着墨于后九七更大的空间格局，引入沉澄和杨锦荣的新角色，以带出大陆公安黑帮的元素，另一方面也改写了陈永仁和刘健明两个卧底的形象和性格。这一集的刘健明，也改变了他在第一集的冷面形象。他藉偷阅陈的治疗档案而进入了陈的内心世界，使他原本被残酷的生存和自保需要而掩埋的另一个向向公义的自我浮现，但这也使他掉进了一个负罪者自我揭发，无法区分双重身份中何者才是真我的心理悲剧。但有趣的是，第三集的陈永仁，却不再只是被描述为身份悲剧的牺牲品，他其实并非因为被分裂的身份所撕裂而有暴力倾向 (他的暴力其实是韩琛测试他的忠诚而被逼作出的)。这个被重写过的陈永仁，是一个不断顽抗警察体制将他的处境“病理化”，与治疗语言相互戏耍的顽强人物。[7]

　　《终极无间》拒绝自伤自怜地看双重身份，还可以在新加入的杨锦荣及沉澄两个人物得到引证。因为影片对两者的“真正”身份，其实最终也没有交代清楚。观众可以接受那个“官方”版本，认为后者是大陆公安而前者是协同大陆公安查案。但观众也可以把各种疑团、线索，例如杨锦荣和韩琛在图书馆的秘密会面，视作为杨锦荣其实“真正”是韩琛安插在警队的另一卧底的证据，而沉澄则是在大陆既为官府亦属黑道的双重人物。《终极无间》对双重身份问题的开放诠释，虽然使不少观众扑朔迷离，但杨锦荣这一角色，对影片整体的这一种结构性的含混，事实上作了很有兴味的批注。

　　杨锦荣穿梭黑道白道，游走京港之间，司职黄志诚所指“有很多秘密”、“搞政治”比搞保安更多的“保安课”，左右逢源，实是呼之欲出的典型后九七政坛新人格。他那副冷峻无情、满怀自信而迹近目空一切的面孔，正好是陈永仁和刘健明这两个苦恼于自身双重身份的卧底们所欠奉的。他为求政治上把台湾黑道扫出香港之外，面不改容地公然插赃捏造伪证。而他也透露，他早于警校时期，开始踏上成功之道就在于懂得写报告。他从不犹疑或迷惑于真相、身份，因为他有懂得写报告的能力。这点既是指涉他这个角色，也是指涉作为叙事工具的电影，以及香港历史现实中的情况。

　　既然三集《无间道》都可以对不同角色的属性一再重拍、重写，重新估价，观众所需的并非谁是忠、谁是奸的终极答案，而是重新阅读、重新审视的空间。身份问题的问题意识，不在于身份的有或没有、遣失或寻找、记忆与遗忘、证据与指控，也不在于它带来的是喜剧团圆还是悲剧感伤，而是关于“再现 ”(representations)及“再现”的权力。

　　杨锦荣的自得自满，相对于刘健明的迷乱疯狂，陈永仁的无辜丧命，合组成香港双重身份的文化权力大架构改朝换代下的浮世绘。但个中谁是忠、谁是奸，谁有罪，谁是站在公义的一边……等等，并不在乎有没有证据左证终极的答案，而在于是谁人为甚么原因拥有甚么权力去重写、重演、重看、重读。然而，这种重写的可能性，并没有减弱“无间道系列”作为一出政治寓言的批判性。可以说，沉澄的含混和神秘，毫无淡化这个角色所具体指涉的后九七香港政治实况，而杨锦荣的多重面貌，则更直率地说明一种关于香港人双重身份问题的政治演绎，以及这些演绎的政治性。“无间道系列”作为关于香港历史境遇的政治寓言，它的成就在于既串连各种悲剧情节，却亦能摆脱了香港文化讨论中关于双重身份、双重文化等论述往往内蕴着的伤感主义滥调，开启了历史和政治层面上的讽喻和批判。而这点批判却既是实质政治指涉上的，也是美学认知形式上的。

　　作为无间道的“勾结式殖民主义”

　　香港九七问题的出现，以及这个问题所争持的，是关于香港岛、九龙半岛的有关条约的法理性，以及关于新界地区租约的时效性。整个争论所先设的，是那套深植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体系内的线性法理历史叙事时间观。一直以来，香港问题的官方陈述，都视之为“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彰显历史的公义。但是，香港现代文化角色的难局，并没有随九七的时间界线被越过而改变。时间的序列(编好号码和日子的证据)并非等同公义的序列，每个新的时间开端都不是原初性的复归，也不是新的出发，而是另一场表演和扮装。[8] 就如九七之前，黄志诚\督察面对谋\杀指控，虽然因意志消沉而想一口认罪，但警方的内部聆讯却一力为黄掩饰，否定各种证供。平行剪接的镜头又不时跳到刘健明在警队的升职考核场面，他被问到对九七后的前景有没有信心，匪徒卧底的刘却以一口流利的英语说：the law will back me up(“法律会支持我”)。显然，法理公义的时间并非自有永有，它的前提其实是“再现”的权力。

　　“无间道系列”以不断重写人物的开放结构为中心，但整体上又提供一个宏大而反讽的历史叙事：九七不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刻，但也是一个“大审判”的时刻。因为人们都要为自己打造一个身份以便迎接“未来”。面对这场要“重新做人”的大决算的，包括那些曾被中央某些领导人首肯为“当中也有爱国人士”的黑道豪强。九七这场“大审判”以回归“真正”身份为戏码，但结果似乎更合于以背叛、出卖、勾结、“转轪”、变脸为能事的各式豪强。一方面我们看见，陈永仁在九七之前，于挂着快要下落的港英旗帜的墓地，向殉职警察同事立志完成卧底任务，但九七之后，他仍继续过“三年又三年”没完没了的卧底生涯，公义的时间似乎停顿下来，亦隐喻香港人作为一个身负尶尬文化角色的悲剧，似是没完没了。但另一方面，随九七逼近而大步发展的，却是黑社会权术家倪永孝，他甚至踏足政坛(差一点被推举为政协代表)。及后韩琛虽然经历劫难，终能取倪而代之，重出江湖，立即就在庆祝香港回归的酒会上，得意洋洋地举杯。换旗、换徽，一个大时代的开展，却又好象甚么都没有改变。

　　九七之后，黑社会仍是香港政经权力形构核心的最佳隐喻，他们或会死于仇杀，或会死于被骑劫操控的法律工具手上，但他们真正的竞争者，就只剩下那些甚至能出入“政治／国家权力”架构的同类，以及与后者共谋\的“勾结者”。因为只有这些既能把弄双重身份，却又没有身份认同和道德原则包袱的政治“勾结 ”行为，才有搬弄黑白是非，消灭和捏造历史记忆和证据的权力，使他们得心应手地驾驭各式政治忠诚\的游戏。它们没有过渡九七，它们反是关于九七，关于前后的记忆和身份的主宰。这种权力形构，既是黑社会的，也不单只是黑社会的。就一如香港一百五十年来的“勾结式殖民主义”一样，既是罪犯的，也不单是罪犯的，既是殖民主义的，但更多是勾结者的。所以杨锦\荣和沉澄究竟是公安还是黑道，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