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阐释中理解当代生命美学(1)(2)
2013-07-29 01:07
导读：四 如前所述，生命美学与美学谱系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什么”，而不是“应当”，因此王国维、鲁迅与美学谱系之间是在彼此共同提出问题。事实上，在
四
如前所述，生命美学与美学谱系之间的关系只是“为什么”， 而不是“应当”， 因此王国维、鲁迅与美学谱系之间是在彼此共同提出问题。事实上，在我们回顾王国维、鲁迅的美学探索之时，也是在彼此共同提出问题，也只是为了构筑自己的世界，为了提出新的问题。
这就意味着：如何从王国维、鲁迅接着讲？
在我看来，王国维、鲁迅的美学探索并非美学思考的结束，而只是美学思考的新的开始。这因为，他们的美学探索同样有其缺憾。例如王国维，在他为中国美学补上“欲望”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陷入了绝境。因为以“欲望”为本体，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势必走向绝望，随之而来的只有两条出路，或者与欲望共舞，或者越过“欲望”走向“神性”，王国维没有选择这两条路，因为如果这样去做就或者要有极大的勇气，或者要有信仰作为支撑，例如他所服膺的叔本华的“绝望”就是同时与“解脱”并存的，正是由于“解脱”的作为“绝望”的解毒剂的存在，他才没有走上悲观主义的绝境。但是王国维却并非如此。他既没有极大的勇气，也没有信仰作为支撑，因此，他的“欲望”必然同时就是死亡之路，必然只能是以自杀来出让生命的尊严。而他的在1912年从“忧生”转向了"忧世"，不惜以外在的目标老掩盖生存的根本困惑，原因也在这里。这样，王国维的“欲望”固然有助于中国美学的走出“欲望”，但是在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上，却有着严重的不足。
鲁迅的成功，恰恰在于能够以极大的勇气面对绝望。就直面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而言，在20世纪，没有人能够出乎其右。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只有鲁迅在受苦,我们在享福。考虑到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精神资源的极度匮乏，应该说，鲁迅的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但是鲁迅的选择也有其不足。首先，鲁迅最终并未能将绝望进行到底，这就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同时从他的不敢以绝望示人也可以发现。这从许广平介绍的他自己虽然绝望但是却又希望给青年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印象中即可看出。在晚期，犹如王国维的从“忧生”转向了“忧世”，他甚至逃入启蒙者的阵营或政治反抗者的联盟，希图寻找绝望之外的替代品来消解绝望，这难免给人以因为绝望而聊以启蒙的误解。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在鲁迅的心灵中从来不曾纠缠过陀氏“”的困惑，而是既然不能在虚无世界中逍遥，就干脆让自己成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但是，其中的根据究竟何在？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为什么明知“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却不能“除去”？而且，必须诘问的是，“想除去他，而不能”，就是不“除去”的理由了吗？鲁迅说：“于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可是，这样一来，以扛起“黑暗的闸门”著称的鲁迅是否会变成另外一座“黑暗的闸门”呢?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不过我们当然无须如此这般地苛求鲁迅。在这片缺乏精神资源的黄土地之上，鲁迅能够彻底走出传统的误区，去直面绝望、反抗绝望、坚持绝望，已经可以说是达到到了一个绝对的精神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毕生努力，向后人呈现了在以中国美学作为精神资源背景的情况下的对人性加以现代重构的全部过程以及最终极限——包括他最终的完全绝望。在他之后，我们最为万幸的是，已经无须再重涉他的探索之途，就可以把美学“接着讲”下去，因为，我们的精神处境已经如此明显，用鲁迅自己的话说，除了“别求新声于异邦”，已经没有任何的出路。
由此，我们不妨将探索的目光再次投向西方。
在西方，我们同样看到了王国维、鲁迅的身影，这就是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他们都看到了以逻辑论证去说明生命存在的荒谬，因此而出现的走向尽管稍有不同，例如叔本华走向了生命的悲观主义，尼采等人走向了生命的乐观主义，但是生命的绝望，却是其中的共同之处。结果，他们自以为是站在圣殿中向世界宣战，但是实际上却是站在了悬崖边上并且摇摇欲坠。俄罗斯思想家指出：“尼采的审美警句和审美判断精妙细腻，令人叹服，然而在道德政治问题上他却是个野蛮人。”托马斯·曼说：“作出这种区别不免幼稚，因为尼采大肆宣扬野蛮只是他的审美醉意狂放不羁的表现罢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种区别揭示了一种我们完全有理由细加思索的相邻关系：唯美主义和野蛮主义的相邻关系。１９世纪将近尾声时人们还没有看见、感到和担忧这两者近在咫尺的现象。” 但是在20世纪已过尾声的今天，我们必须“看见、感到和担忧这两者近在咫尺的现象”。毕竟是连尼采自己也在追问：在杀死上帝之后，我们将如何安慰自己？倘若我们放弃这一追问，那么，我们将如何面对黑暗、如何瓦解黑暗？如何使自由、平等、博爱、信仰在贫瘠的心灵大地上生根发芽？一味的批判、颠覆、反抗、冷嘲、热讽、以血还血、以暴抗暴、以革命对革命、以流氓对流氓是否就能够驱散黑暗？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以血还血、以暴抗暴、以革命对革命、以流氓对流氓固然是对于黑暗的极为凶残、卑劣的反弹，但这是否也是也是黑暗传染给我们自己心灵深处的精神病毒？我们竟然借助与黑暗力量完全相同的手段去反抗黑暗，这究竟是反抗黑暗还是参与黑暗、纵容黑暗？以“革命”的手段去反抗邪恶，结果自己却变成了邪恶；以流氓的手段去反抗流氓，结果自己却变成了流氓；以黑暗的手段去反抗黑暗，结果自己却变成了黑暗，这一切，岂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惨痛一幕？
大学排名 最终，雨果、荷尔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艾略特、克尔凯郭尔、帕斯卡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马丁·布伯、乌纳穆诺、马塞尔、蒂利希……的身影，就不能不涌入我们的眼帘。他们回应着格曼的《呼喊与细语》中的那些无望的呼叫，为我们展开着全新的生命：坚持面对绝望本身，绝不寻找绝望之外的任何替代来消解绝望，而且自觉地实现了对社会、政治等等的超越，但是他们又深知人性的栅栏何在、以往的失败何在，因此能够为爱而忍痛，为希望而景仰，为悲悯而绝望，不仅洞穿人生的虚无，而且呈现人生的快乐。用全部的生命承担、见证人类的神性本质。卡夫卡说：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海德格尔说：“疯子却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而我们的思想的耳朵呢？我们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消它还没有开始思想，它就还听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 荷尔德林则说：他所呼唤的是“盛满黑暗的光明”。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也说：“用爱去获得世界”。由此，尽管黑暗、绝望仍旧存在，但是人们看待它的目光不再是仇恨的、冷酷的，而是悲悯的、爱怜的。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一切黑暗都是与自己融为一体的，其中也有着我们自己灵魂的黑暗，丧钟不但为世界而鸣，而且为自己而鸣，因而一个人面对黑暗之时，就肯定会对之投以深深的悲悯、爱意，从而超越仇恨、敌意，使得心灵恢复健康，世界焕发光彩，天空展现光明。
也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反抗走向了悲悯。与 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等人不同，他们所更为关注的不再是控诉黑暗，而是赞美光明——哪怕是人性中一点一滴的光明。所以，雨果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马丁·布伯说：“敬畏上帝”；卡夫卡赞美“背负十字架的苦行”；里尔克呼吁“挺住就意味着一切。”其中的奥秘，则正如詹姆士·里德所揭示的：“目的在于，使我们分散的生命力集中起来。这就象修建水库的工程师所做的工作一样，把广阔平原上无数条分散的河水集中起来，再灌入到狭窄的水渠中。这不是真正在限制河水的力量。……一个人，只有当他的生活凝聚为一个统一体时，他才能获得一种完满的人生，或者说，他才能做到大公无私。” 为了说明自己的阐释，他还引用勃朗宁的话说：“世界好比一个棋盘，有人把它叫做附带着白方形的黑方形，有人则把它叫做附带着黑方形的白方形。有人把世界看作一个邪恶的场所，只是附带着一点善来作点缀。这些人越是盯着世界的阴暗面，他们的这种观点就越是根深蒂固，以致他们会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桩令人沮丧的充满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生活中，他们随时都可能会遭到不幸。另一些人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爱的场所，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光明面，黑暗只是分布在这个光明世界周围的不显眼的黑点。他们越是看着充满希望的事情，他们就越是能看到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希望。这种观点使他们生活的基础总是沐浴在爱与善的光辉之中……我们应该知道，即使生活把我们引向了它的黑暗面，从这黑暗后面射出来的光芒也将穿透黑暗，照耀我们。” 此言何其精辟！难道反抗的原因不是爱的缺席，反抗的对象不是爱的敌人，反抗的目的不是爱的恢复、滋长、发育、重建和完成？而且，倘若人们根本就体验不到无穷无尽的喜乐、尊严、神圣、爱意，那么我们承受黑暗、反抗绝望的动力何在？既然如此，从反抗走向了悲悯，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显然，美学应该被补上的极为重要的也是唯一正确的新的一维至此也就呼之欲出，这就是：神性（这是信仰之维，也是爱之维）。
这显然并非中国美学家的思想之所能。 记得有人曾经提示：同是面对苦难，中国产生的为什么偏偏是硬骨头的鲁迅,而不是软骨头的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假如鲁迅也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刑场，他肯定还会是硬骨头的鲁迅。确实，鲁迅尽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誉有加，但是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却“常常想废书不观”，可见，在中国这块两千年来从来就没有提供过爱心、温情的黄土地，也根本就无法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选择。然而，这也并非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等人的思想之所能。蒂利希发现：叔本华、施蒂纳、尼采、黑塞、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他们所揭示的都是一些人类本来应该知道但是却偏偏忘记了的东西。然而，他们却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人类只能以以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身份提出问题，但是却不能以一个存在主义者的身份解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存在主义之中，而在一个更加伟大的思想传统之中。
这个伟大的传统，就是西方的希伯莱文化传统。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对于美学而言，我们亟待“懂得”的，就是西方的希伯莱文化传统。问题十分清楚，至今为止，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至今也没有诞生，但是人类承受的压力却是只有超人才能承受的压力，对此，人类又如何能够承受？而唯一的对策，就是重返伟大的文化传统。当然，世界已经成年，因此它未必需要什么宗教，但是它却肯定需要一种宗教感——一种信仰。培根说：“粗知哲学，每使人倾向于无神论，然而精研究哲学，则使人皈依宗教。”因此，海德格尔才会说：我的哲学就是对于上帝的期待。艾略特也才回说：你来这里是要跪下！当然，这里的“跪下”与那个已经被杀死的上帝并无关联，而是某种灵魂的皈依。这正如雨果在《石头下面的一颗心》中所提示的：“某些思想是祈祷，有时候，无论身体的姿态如何，灵魂却总是双膝跪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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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入“神性”，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这是最后的希望。 生命之树因此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受难呢？生命美学终于有了自己的回答。
1990年，我就说过：我们的“目标不能是别的什么，而只能是……神性”。“学会爱、参与爱，带着爱上路，是审美活动的最后抉择，也是这个世界的唯一抉择！” 可惜的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至今未能在美学界掀起些微涟漪。 不难预见，如果美学不为自己补上“神性”一极，就仍旧是思想的荒漠，21世纪的情况也绝对不会比20世纪更强。
鲁迅说：“试稽自有文字以至今日，凡诗宗词客，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果几何人？上下求索，几无有矣。”
舍斯托夫说：“这类为‘地下’人发现的真理，……决不能也没有必要把它们变成共同的财富。”
佛洛伊德说：“如果我不能使上帝快活，我就把地狱唤醒！”
我已经不需要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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