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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主义”与“审美主义(2)

2013-08-24 01:05
其次，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来看，既然“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只是我们 研究 人的 理论 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虑 问题 的出发点，而不是最终要得到的结论。这就表明人要成为人，它还必须走出 自然 状态进入 社会 和文化的领域，对社会做出自己的承担；因而，他除了有物质的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的生活，亦即自己对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是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 内容 ，如同雨果所说“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 12 ），否则他的生活与动物没什么差别。所以人在生活中是需要有两个“家园”的，除了“物质的家园”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家园”。正如一个人如果没有物质的家园，他就失去生存的根基，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要是没有一个精神的家园，他也就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他的行动就无所依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东南沿海的 经济 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别墅、豪宅遍地都是，而且装潢得富丽堂皇；但是精神家园呢？对不少人来说，可能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新贵们热衷于享受什么黄金宴、人参浴、名牌、 时尚 ，极尽他们的“炫耀性的消费”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倒不是说明他们真正的富有，而恰恰是精神上的贫乏和空虚。当今我国城市畸形 发展 的消费文化，就是瞄准了新富人们的腰包而发展起来的。从理论上说，这既可以“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似乎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消费文化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它诱导人们把吃、喝、玩、乐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标，除了无限制地刺激人们的欲望之外，使得人们对自身存在不再有终极的关怀，以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在当今社会成风，它与 科技 理性一起共同把人推向物化的深渊。这就是这些年来，人们都深切的感受到的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精神上反不及以往物质匮乏的 时代 来得充盈，社会的道德风尚不但没有与之同步前进，凶杀、抢劫、绑架、奸淫、贪污、腐化等社会犯罪反而节节攀升的一个根本的或重要的原因。所以，面对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不是人的感性欲望，而恰恰是人的精神生活。因而我们坚持文艺的审美特性，提倡审美超越精神，比在任何时代都更有紧迫和重要的意义。

再次，精神生活不只是限于审美的领域， 哲学 、宗教、道德无不关涉到人的精神生活，但惟独审美却把精神生活中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领悟什么是应当的生活时不受理性的强制而可以凭感觉经验获得、在感性愉悦中领悟，从而达到他律与自律，理性的说服和情感的体验两者之间的高度的统一，这就使得美不仅人人乐于接受，而且这种通过对美的直接感受和亲身体验所获得的人生启悟、人生理想，比之于任何理性说教更能深入人心、 影响 持久，并更有可能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因而使得文艺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人的整个人格塑造方面，具有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取代的价值，所以康德把审美看作是“一种享乐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修养”（ 13 ）。而文化主义则把两者对立起来，强调审美就是“消费和放纵”，强调“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 14 ），这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有一个接受社会文化塑造、以求自我完成的任务，而且还竭尽全力地去提倡放纵欲望，这岂不是在把人进一步向物化和异化的道路上推进？！

三

因此，在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两种观念和理论的对峙中，我是坚定站在审美主义这一边的，这除了我自身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出于我对文艺理论品格的一种认识。所以，这里我想再花一些篇幅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上述两种观念的对峙的出现，也与对理论性质和品格的不同理解直接有关。

首先，我认为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 科学 ，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仅有知识的成分，而且还有价值的成分。所以它不纯粹是一门科学，凭着事实就可以验证它是否是真理；同时还是一种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理论家本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和倡导的性质。“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对象和目的，所以当今人们的生存状态，人所缺乏的和需要的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也就自然成了理论家在评判文艺现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所首先应该思考和解决的。由于理论家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人的现状和人生的目的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文艺现象也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和判断；完全价值中立、不偏不倚、纯客观的理论是没有的，自古至今，所有的文艺理论无不都是这样。但尽管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知识与价值这两者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那么如何统一呢？我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应是基础，即凡事科学的文艺理论都首先应立足于现实，从客观、全面、正确地掌握现实的发展 规律 出发，来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否则就会陷于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尽管理论家本人在人生、 艺术 等问题上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各种价值观都同样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无可争议的，只有当这种价值取向与客观规律达到一致时，方才值得肯定。所以我们如果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对现实的科学把握出发，并以此为依据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可以缓解不同价值观念所造成的认识对立，而使彼此在理论上逐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而科学地把握现实，不等于消极的认同现实，因为，现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布洛赫所说，它总是处于“尚未”的、未完成的状态中，是 历史 发展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它最终的归宿。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非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理想社会，所以，不仅在今天生活中合法的（ 法律 允许），并非都是正当的（道德认可），而且现实的合理性也不等于历史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时除了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尺度之外，还要有一个历史的合理性和道德的正当性的尺度。这样，我们看待问题才能高瞻远瞩。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代”（ 15 ）这一社会理想，我们认为惟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标。文化主义显然缺少从这样一种前瞻的眼光和人文的情怀来考虑文艺问题和确立自己的评判原则，如有学者回答人们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口号的偏狭和与当今群众实际需要的脱节时说：“没有享受日常生活审美化不等于不想享受”，似乎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观念就是人所要最终追求的理想生活。这样，前瞻的眼光和人文的情怀也就无从谈起，从而也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理论的理论品位。

其次，文艺理论与一切理论一样，都是由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它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使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的文艺理论必须立足于当今我国的现实，特别是当今现实人的生存状态来提出自己的见解、作出自己的回答，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一切外来的理论只有当它符合我们当今的现实需要，才有可能在我国扎下根来，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吸取和融化。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出现于西方后 现代 社会的消费文化理论，显然与我国当今的现实是完全脱节的。因为我们当今还需要本着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还远没有像某些学人武断地认为那样已进入“消费社会”，并要求我们从“一个迥然不同于前消费时代的新语境”（ 16 ）来考虑文艺问题。所以，后现代主义理论即使在西方社会还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一旦进入我国，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它的意义也就发生了变化。何况，它们所倡导的那种反本质主义、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只具破坏性、颠覆性而缺乏科学性和建设性的理论，而只是作为一种“策略”在被人们所利用。从 目前 我国的情况来看，对于文化主义支持“最有力”的事实，也是使文化研究为不少青年学者所认同和接受的原因，无非是当今我国城市生活中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这种消费文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私人生活空间的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排遣工作之外的余暇时间”，又为国家增加税收；但由于我们前文所指出的它自身所存在的问题，若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文艺发展的方向来提倡和宣扬，那不仅只是对现状的媚俗，而且还能把人进一步引向物化和异化，它会使人为追求享乐而忘却了自己生存的真正意义，而失去了生存目的的人生总不免是空虚而痛苦的，这样，它就把人引向像马尔库塞所说的一种“痛苦中的安乐”，一种“不幸中的幸福感”（ 17 ），那岂不是理论的一种罪过！所以，真正的理论从来不只是描述现状，它还需要发现规律、指引方向，它不只是为了“说明世界”，而且是为了“改变世界”（ 18 ）。因为现实既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理论家的使命就应该根据对现实规律的认识，在现实走向完善的过程中，承担起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评判的作用，它不应该只是俯就现状、讨好现状，跟在现状后面发言，就像黑格尔所说的，“要等到白天结束后才起飞的密纳瓦（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罗马名字）的猫头鹰”（ 19 ）那样；而应该走在现状的前面，应有必要的前瞻性和超越性，因而它总是带有某种乌托邦的性质，这种“乌托邦的性质就在于它为可能性开拓地盘以反对当前事态的消极默认”（ 20 ），不断推动人走向自我超越，社会走向全面进步。

所以，不论从那一方面来看，我觉得文化研究都不可能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形态”，审美永远是文艺之所以是文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品格！

 

 

（ 1 ）道格拉斯·凯尔纳：《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错位》，《问题》 NO.2 ，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93 页；

（ 2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兴起》，《浙江社会科学》， 2002 年 1 期；

（ 3 ）《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世界性文学审美特性之变革》，《河北学刊》， 2003 年 5 期

（ 4 ）（ 6 ）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第 52 页，第 165 页；

（ 5 ）《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文艺研究》， 2003 年 3 期

（ 7 ）（ 9 ）（ 14 ）《正在消失的乌托邦》，《文学评论》， 2003 年 3 期；

（ 8 ） 孟繁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文化及生产》，《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 年 1 期

（ 10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24-32 页；

（ 11 ）（ 13 ）康德：《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第 2 页，第 133 页；

（ 12 ）雨果：《莎士比亚论》，《雨果论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 169 页

（ 15 ）马克思：《 1857-1858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104 页；

（ 16 ）《消费社会：文学研究的新语境》，《比较文学报》， 2004 年 8 月 15 日，第 11 版；

（ 17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

（ 18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19 页；

（ 19 ）黑格尔：《 < 法哲学原理 > 序言》，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第 14 页；

（ 20 ）卡西 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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