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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码影视的现状及发展机遇(1)(2)

2013-10-02 01:14     “纯数码电影”还有另一种涵义。在物质载体方面，纯数码电影的影像和声音不再记录拷贝在胶片上，而是将数字信号记录在计算机磁盘上；在节目传输方面，纯数码电影不必经过远距离装运或跑片，而是通过通信卫星、有线光缆等渠道定向传送至电影院的接收终端；在放映设备方面，纯数码电影通过内置光学芯片的投影仪显示高清晰度的画面与立体音响效果，使观众获得超一流的视听享受。1999年3月10日，美国举行了第一次纯数码电影演示，此举宣告着“无胶片电影时代”（filmless）的到来。同年5月，美国出现4家数字电影院，据行家预测，未来五年内数字电影院将普及全美国。现在看来这一预测未免乐观了些，截止2001年统计，全世界建成的数字电影院仅有32家。 

    2001年10月，我国首部纯数码电影《青娜》（谐音china）在北京旅游景点中华世纪坛首映，该片长度仅5分钟，实际上是一个娱乐节目，不是正规的电影作品。2002年4月30日，中国第一家数码电影放映厅在上海永乐电影城开张迎客，首映片目是姜文主演的《寻枪》，但该片并非纯数码影片，而是通过“胶转数”形成的数码版。此前，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步亭已向外界宣告，将通过资本运作筹措巨资改造全国电影院，要在十年之内实现电影的数字传送和放映。这个时间表现在已进入倒记时，同时也预示着纯数码电影未来巨大的市场份额，将吸引各路人马竭尽全力角逐中原。 

    三、 电视电影 

    美国电影学者j.莫纳科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怎样看电影》一书，字里行间留下了对影、视合流亦清醒亦朦胧的认识：“到了1980年，情况已经变得很清楚，我们所谓的电影与我们所熟悉的录像和电视，不再可能截然分开了。时至今日应当把它们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确实需要一个能够包括影片与录像带的新词汇。……从现在起，‘电影’成了一个尚无新名称的、包括艺术与技术而组成的行业，姑且名之为‘电影电视’吧。”[8] 

        类似的情况也在中国发生。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电视业超常规的发展，占去了人们大部分的休闲时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连年递减。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电视迎来新一轮扩容高潮，由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所覆盖的家庭接受环境，在不少地区已多达数十个频道。各家电视台之间展开激烈的收视率大战，电影似乎无力招架，悄然退出同电视竞争的地盘。然而，就在中国电影业整体不景气的处境中，却存在着一个闪光的亮点，那就是中央电视台于1996年1月开辟的电影频道。在全国媒体利润排行榜上，电影频道后来居上，排名名次已跃居第五位，其收视率之高、传播范围之广，无形中已成为全国观众敞门入场的“中华第一大影院”。据统计，1998年国内电影院共放映414.9万场次，观众数量仅为5.7亿人次；而同年度电影频道的观众却达到4.3亿人次，两者几乎平分秋色。从表面上看这4.3亿人次分流了电影院的上座率，实际上他们所欣赏的依旧是电影。这种现象在国际上具有普遍性，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尽管大多数西方国家中去公共影院看电影的人次有显著下降，更加多的观众还是通过电视看到了影片。这两种交流工具之间的结合也越来越亲密，而且不断发展的盒式磁带录像工业将为电视和家庭放映提供更多的影片。”[9] 

        电影频道开播以后，为保证节目源，几乎买断了1949年以来各家电影厂生产的所有故事片及建国前摄制的大量老电影。但不到三年时间，就把库存的近3000部国产片统统播放了一遍。为开拓片源，电影频道自1998年开始投资拍摄低成本的“电视电影”。1999年春节期间，第一部电视电影《岁岁平安》与观众见面。此后三年，电影频道每年投资6000万元，总共拍摄了约400部电视电影。今年电影频道继续加大力度，计划投拍和购买的电视电影数量将达到200部左右。透过数量看本质，我们不难发现电影频道这个面向全国观众的播映平台，不再满足于承担“下游”功能，即购买、回放各家电影厂出品的电影；它依靠自身的策划组织能力和经济实力，已成为中国电影的“上游”企业。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那么，电视电影与数码电影是不是一回事呢？ 
        
    我们认为，数字化使信息和载体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在数字域，影像信息和声音信息在形式上都表现为“0”或“1”， 信息对载体的选择变得灵活多样，突破了传统业务分割的界限。从理论上说，数字化介入电影或电视并无质的不同，两者同质同源，都是在数字化环境中完成作品的前、后期制作。尤其在非线性编辑系统中，电影与电视的区别仅表现在电影属于“胶转数”，电视属于“磁转数”，一旦扫描、上载完毕，在计算机中处理的都是“0”或“1”。此外还有必要强调，中国的电视电影一般采用数字beta摄像机拍摄，而非国际上惯用的16毫米电影胶片摄影机。因此，中国的电视电影虽然启动较晚，技术基础却是一步到位建立在数字化平台上，这也是我们将电视电影纳入数码电影看待的一大理由。 

    从制作角度比较，数码电影胜过胶片电影的优势在于节省成本与生产周期，能收到多快好省的效益。中央台电影频道目前投拍一部电视电影的平均预算为50万元左右，采用了稳妥的低成本策略。有关人士对此直言不讳：“在现在非常不规范、不成熟的电影市场环境下，与其投资上千万拍一部血本无还的影院电影，不如用上千万投拍20部有经济保障的电视电影。”[10] 当然，电视电影也不全是小制作，例如《大沙暴》便动用8台nt工作站机群（16个cpu），制作了大量三维特效镜头，为电视电影进一步向高端数字技术靠拢积累了经验。 

    据中央电视台收视率调查统计，一部电视电影在电影频道播出，基本收视率稳定在2000万-3000万人次，传播速度与覆盖面相当惊人，任何一部电影在电影院首映都是无法与其相比的。不过，也有一些人士为此而担忧，认为电视电影客观上使观众养成“足不出户看电影”的习惯，会逐渐与影院疏远，对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终究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其实，这种看法颇似因噎废食，少拍、少播电视电影未必就能提高影院的上座率。何况电视电影作为传播电影文化的有效载体，既为国产片维系了难能可贵的观众“人气”，又为编导们提供了更多的创作机会。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目前集结在电影频道周围拍摄电视电影的主要是一批青年导演，他们从专业院校毕业不久，非常珍惜独立执导作品的机会。然而，他们对电视电影的看法并不一致。如管虎认为：“现在的电视电影就是电视剧，但商业操作氛围不象电视剧那么重，制作上跟电视剧完全一样。电视电影这个概念区别于电影，也区别于长篇商业性电视剧的优势就在于实验性。电视剧、电影能完成的个人化、独特化的东西少，电视电影应该往这方面推。”[11] 从这番话里，不难听出先锋派的余音。另一位青年导演郑大圣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电视电影与影院电影比较，最大的不同就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如果说影院电影自我表达的因素更多，那么电视电影风格上更多的是大众性。”郑大圣还认为，拍摄低成本电视电影“是民族电影生存的一种策略，它就象个蓄水池，能够养起一大批新秀导演，为民族电影发展打下基础。从长远来考虑，也是培养民族电影观众的途径。”[12] 

        我们对电视电影的前景相当看好。电视电影有望成为中国影视艺术新的生长点，成为中国影视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中国影视界“希望之星”的新的摇篮。 

    四、个人dv作品 
    对数字技术诱人的前景，著名导演卢卡斯曾作过乐观的预言：“最终会导致出现一个更为民主的制片环境，每个人都能够制作电影。要不了多久人们就可以在自己的pc机上干电影这一行了。”[13] 他的话音刚落，日本研制的第一款dv数码摄像机（digital video）就于1996年问世，其画质水平解像度达500线以上，与价值不菲的beta摄像机不相上下，性价比很适合个人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同dv摄像机配套的是非线性编辑软件，将数字信号输入pc后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后期编辑。尤其微软公司在1997年推出softimage3.7版本之后，标志着在个人计算机上也可制作电影特技画面了。这样一来，就突破了制作影视节目企业化、集体化的陈规，从前期拍摄到剪辑合成，全部可以由创作者一个人独立完成，揭开了dv影像文化的新纪元。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目前采用dv拍摄作品的基本上有三类人员—— 

        其一是职业电影导演，如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携“掌中宝”dv深入乌干达，拍摄了一部考察当地儿童与社会状况的纪录片《a.b.c.到非洲》。阿巴斯在谈及这部dv处女作时，称自己经过试用，已习惯将dv摄像机当作“笔”来写作，使用期间常常被影像丰富的“变化与惊喜”所感动。[14] 又如中国新生代导演贾樟柯，也用dv拍过一部《公共场所》，他的体会是“想特别贴近人，想跟人有互动的电影，dv是一种非常合适的方法”。其二是从事其它门类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如大陆作家朱文自编自导的dv电影《海鲜》，在第58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当代电影”竞赛单元评审团特别奖。朱文认为，“拍电影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每个人都可以搞，职业一点也不重要，关键取决于人有没有想象力和创造力。艺术首先就是业余的，那样才有生命。”这番话说得十分洒脱，其物质基础正是由低成本的dv奠定的。 

　　其三是人数众多的dv爱好者。近年来，随着dv摄像机在视觉文化发达地区的畅销，京、沪、穗等地已有不少dv发烧友尝试拍纪录片，有些作品如《老头》、《北京风很大》等已遐尔闻名。纪录片最大的魅力来自作者“在场”的影像纪录，由于dv的普及，将使纪录者“在场”的概率大大增加，从而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较前人丰富得多、鲜活得多、深入得多的影像记录。 

    dv的潜力不容低估，但dv的反响还很有限，主要原因是dv作品缺乏足够的展示渠道。在国内，目前dv的传播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小群体观摩，相互切磋，“自娱自乐”。2001年9月，由《南方日报》社、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联手举办的“首届独立影像展”，便吸引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香港等地的dv爱好者自发赴会，总共有109部作品参展参赛，成为难得一见的民间影像观摩盛会。另一种做法是由电视台提供播出窗口，在大众媒体上公开亮相。如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开辟的《新生代》专栏，对外发布征稿启事：“社会上任何人只要使用dv摄像机拍摄长度为10-20分钟，能够鲜活表现当代人生活和情感状况的纪录片都有可能在荧屏播出，欢迎方方面面的纪录片发烧友共同参与。”又如凤凰卫视中文台发起“中华青年影像大奖赛”，鼓励两岸三地的年青人拿起dv摄像机来纪录和传递自己的所见所闻。在最近一次“命题作文”《我的父亲母亲》展播中，一名中央戏剧学院大一女生拍摄的处女作朴实感人，获得了该项比赛的大奖。大众媒体以如此积极的姿态向个人dv作品敞开大门，是值得载入中国电视史册的。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我们留意到，个人拍摄dv也引出某些异议。有位学者提出了“视像艺术凡俗化进程已经开始”的看法，他认为“视听器材的普及意味着复制的泛滥。复制有两重含义：一是机械复制，指视像艺术作品出于种种目的合法地大量转录； 

    二是题材复制，一部作品一旦成功，立即招致大批拙劣模仿之作，将导致视像艺术的贬值。”[15] 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言之过重了。当我们面对个人dv这一新生事物时，没有理由不为之鼓与呼。 

    让我从新浪网发布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录像短片竞赛宣言》中，摘录一段洋溢青春激情的文字作为结束语—— 

        “dv为个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影像写作空间，不仅专业人士可以借此尽情自己任何狂野、冒险的想法，而且常人也可打破媒介对影像的长久垄断，从而拥有记录自己和他人日常生活的权利，甚至可以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我们呼唤个人影像时代的来临，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创造突破模板、颠倒惯有模式的作品，使影像的可书写性大大提高；二是团结国内青年同仁，推动合作交流，为中国影视建立人才库，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影视创作的活力之源和希望所在。”[16] 

注释： 
[1] 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9页。 
[2] 参见2001年第六期《电影艺术》。 
[3] 刘思平《张石川从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90页。 
[4] 转引自1998年第一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37页。 
[5] 转引自《第九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36页。 
[6]《张建亚访谈录》，1999年第三期《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6页。 

[7] 倪震《加入wto和中国电影生产力的再定位》，2002年第一期《当代电影》，11页。 
[8] j.莫纳科《怎样看电影》，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336、339页。 
[9] 转引自孙沛然《影视文化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17页。 
[10] 张卫平《从电影发展战略谈电视电影》，同[5]，340页。 
[11]、[12] 均引自2001年第五期《电影新作》。 
[13] a.ohanian & e.phillips《数字化电影制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6页。 
[14] 参见 2001年9月12日《中国时报》。 
[15] 周毅《传播文化的革命》，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34页。 
[16]《呼唤个人影像时代》http://ent.sina.com.cn 200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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