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平还是续建：中国电影理论的美学困境(1)(2)
2013-11-19 01:05
导读：梳理历史是迈向未来的折中选择 认识历史往往能够唤起迈向未来的信心，尤其在这个非常时刻，厘正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历史材料，或许就会启动突破
梳理历史是迈向未来的折中选择
认识历史往往能够唤起迈向未来的信心，尤其在这个非常时刻，厘正历史的脉络，重新解释历史材料，或许就会启动突破困境的行动。事实上对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课题，其中不乏有价值的成果。基本可以将它们概括为两种理论形态：一是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
政治-经济”研究模式。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间或出现过一些取自电影本体的研究角度，但似乎总是昙花一现、难成气候。一是近年来出现的“大文化”研究模式。它之所以迅速接棒乃肇端于九十年代国内电影的产业化调整，以及海外学者对中国电影史普遍采取的研究策略。显然，我们继长期缺失完整的电影本体的史论框架后，新近又陷入了西方学术整合的耗散结构之中。我认为用美学的方法来重修新中国电影史，应该是个能平衡双重愿望的折中选择，理由有二。
一、新中国将近六十年的历史，无论就经济形态还是话语方式，其变化之巨、内蕴之精彩，堪称空前。从本质上看，变化的核心之一是关于“人”的不同理解。粗略来分，自1949至1978年的三十年，是浪漫的革命文化从激情涌动到衰竭幻灭的神话时代。“人”的概念总体上呈现为政治的工具，是构成宏大整体的微不足道的模糊单位。鲜活独特的个体性被基本排空，也就是说，个体的生命经验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和意义。即便被聚焦、凝视，也只是有幸被选召为了时代精神的忠诚反射体，其本身并不发光。七十年代末对左的思潮的批判和改革开放的起步，标志着神话时代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务实的经济文化形成话语霸权的精英时代。生活质量的改善唤醒了肉体的冲动，长期被禁锢的自我意识渐渐苏醒。“人”的概念不再空洞、抽象，而是被注入了活生生的内涵。二十年间，“人”不仅复活了来自身体的所有机能，而且迅速将自我意识上升为主体意识，人道成了天道。近十年以来，高速成长的经济在根本改变国家的物质面貌的同时，亦偿付了高昂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扩张了贫富的差距，搅动了社会中各利益阶层对自身位置的重新谋划，一些原本隐匿的社会问题由之得以暴露。强势的唯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强调“优选”、“竞争”的精英时代遂逐步淡出。一个谋求多元共存、和谐发展，以公平、公开、公正为处世原则的公民时代拉开了序幕。对“人”的理解则趋于冷静，主张以设计合理的制度来有效制约身体的原罪，号召将“人”归置于适其所是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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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考察与界定是经典美学的一项神圣使命，把“政治-经济”的研究模式还原为对“人”的时代处境的思考，即将原本史学叙述中弱化的艺术家的个人遭遇(生存状态、生命状态)凸现出来，将银幕元素的流变视为人性嬗变的呈现，无疑将有助于注解一批悬而未决的影史遗案，或者从另一条路径去接近一些争执无果的谜题。更重要的在于对“人”的历史性清理，实质上乃是启动了续建我国电影理论尚未构成完整形态的美学框架。同时，从神话时代自我的他性、空置，到精英时代自我的回归、主体的膨胀，再到公民时代主体的下降、冷缩，又极为有趣地暗合了西方由前现代到现代，再由现代到后现代的波动曲线。当下西方后现代理论主张通过全面取消“人”的主体霸道来夷平现代理论范式的锐气，也得到了符合国情的辨证地吸收。
二、对新中国电影史的美学诠释，可以帮助我们前瞻未来的图景，并为目下较为散乱、无序的创作和市场，提供理论上的疏导建议，扭转理论滞后现实的被动局面。当然，不是所有对历史的书写都有效地指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方法上先行嵌入一个能与未来呼应的结构。我以为这种结构应该是由对一系列动态“完满”的追寻而导出的对各时期的批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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