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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美饰象征与功能转换—中国艺术结构机制观(2)

2014-03-20 01:07
导读:二、“风和夷乐”的功能性标识 商代父权、男权对人本意识的重视,还只是社会性的结构。的美饰象征结构也与此相应,侧重于以粗犷狞厉之美体现某种
  二、“风和夷乐”的功能性标识
    商代父权、男权对人本意识的重视,还只是社会性的结构。的美饰象征结构也与此相应,侧重于以粗犷狞厉之美体现某种社会化的抽象观念、因此,总体而言,商代的艺术结构水平是被动性的,不像周代以自主性的审美意识完成艺术结构之协调与整合。
    但任何东西的生成都不是在“是其所是”时才得到生长的权利,相反,更多的情况是在“非其所是”时孕育了它的雏形。此即黑格尔所说“自为”乃通过“他在”向“自在”的返归“本质的东西直接转化为非本质的东西,反之亦然……力的交互作用就是了的否定。因此,透过商代的审美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反映审美自觉的主体性端倪。以甲骨文为例,在占卜中凝聚了非常多的主体意愿_如《甲骨文合集》所收之14294版和14295版系两种类同的风向记录,其中涉及“西风”的用词两版相“颠倒”:一为“西方曰丰风曰彝”,一为“西方曰彝风曰丰”考古学家认为应以“西方日彝风曰丰”为准,另一种可能系误刻,因为彝风即夷风,是和风之意它与“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语序及“修饰”之意相通—和风送“泰”,万物丰成、但笔者以为所谓笔误说也不过后人的揣测,难免以今断古的隔膜因为甲骨文这类卜测事皆依当时的祭拜心意而定。甲骨文是根据灼烤龟甲的纹理进行推测的,它带有浓重的心理机动性,故不能全然如今天的笔记那样来看心理、观念的转换很难有什么标准版本可言,所以无论龟甲所“显”为何,当不存在“笔误”一说。依此而论,则“西方曰丰风曰彝”大可考究。李圃《甲骨文选注》说:本段文字“为前期武丁时期刻辞。…记录了古代东西南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风神名,是我国四方的顺序、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称的最早的资料”初民对方位及风名如此称谓,显然是把主体的体验、渴望熔铸其中的缘故、“西风”曰“丰风”,说明秋季丰收的景况;“彝风”则是“相就命名”或“反向述辞”,把由西方或西风之“丰”所带来的内在赞叹转化为歌咏式表述、语言学家冯·洪堡特这样理解:“所谓的野蛮人可能比较接近这样一种状态,他们的语言恰恰处处显示了大量超出需要、丰富多样的表达词并不是迫于需要和出于一定目的而萌生,而是自由自在地、自动地从胸中涌出的…语言结构的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menschlichste)力量投人活动,从而帮助了人深人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从西风的秋季丰收‘到万物彝和、平泰的咏唱,不正反映了一种朴素而能动的主体审美意识吗?在这种描述中,融合着判断和价值,把本属自然的东西,经过人的感知渗透又还给了自然,真可谓最纯朴的“主体意识”的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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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初年,所谓主体意识由巫术典仪所涉之对象、物件而逐渐过度到一种“艺术化”美饰表达,即力使主体之能动性成为一种“功能性标识”。“艺术化处理”是指一切祭祀之事,不再只是纯粹典仪,也是乐制礼制的有机组成。《周礼·春宫·宗伯下》记:“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变”,《说文》指“更也”,意思是随着音调节律的变化,起到对祭祀各种神、抵、人鬼转换的功效,这里显然“乐变”在前,“鬼神”现后,而“乐变”又因何而变,虽然没有直接说明是因人的内在情绪、心意之变而变,但也指出“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抵、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罄》大夏》、《大镬》、《大武》,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诣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说明在“乐变”的前面,有更重要的制约性存在,即’‘道”与“德”,能行“教”之“所本”这样,“乐变”的职能就真正体现为可作为以自在功效服务于“教”的功能标识。
    作为功能性标识的“乐”,实质上是美饰功能由生活“实用化”向观念‘实用化”的一大跨越,也是对”美饰象征”结构功能有了一定文化体认的体现乐之‘和”的功能性标识体现在:它是从直接(如西风之喻)到间接(如对神、抵的召唤),从外在(自然)到内在(呈示心迹),从单一(命名)到组合(音律之变)的’标记”_组合性的‘乐”之‘和”是最高的功能性结构标识,“《云门》.《大卷》、《吸大咸》、《大磐》《大夏大灌》《大武》,同五声、八音、六舞”《周礼·春宫》对不同的’‘乐和”境界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记述、从而,以‘乐”之和”致“人之和”,“风和夷乐”,不同的“夷(和)乐”烘托不同的境界,道德理想、宗教境界、审美情感相合而不违,社会规范、道德制约、人之愿望皆融人“乐制”而受驯化,真可谓达到了乐之所在,德亦在其中”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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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艺术在商周巫文化晚期实现了观念、表现结构的根本变革.早先因“流观”感知宇宙自然之美而生成的素朴美学观念,现在转化为一种以认知性结构传达观念化审美与艺术创造的理解观念化审美的突出体现是美饰象征的结构意识与德性观念的协合,此种协合实现了以社会化观念对朴素审美观念的统摄,从而西周以降,中国艺术得以通过这种内外统一的结构追求,对促进中国艺术结构生成新的机制效力迈出了极其关键的一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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