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终结”问题的再认识———兼论技术对(2)
2014-03-29 01:04
导读：我国学界目前已普遍感觉到文学研究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失语症”就是这种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由于将原因完全归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入侵,而忽
我国学界目前已普遍感觉到文学研究的危机, 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失语症”就是这种危机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由于将原因完全归为西方文论话语的入侵,而忽视了文学实践自身的其实早已溢出传统文学理论的视野范围,比如与联姻的通俗文学的兴起,与科技联姻的文学、手机文学、影视剧本的发展,忽视了传统文学理论对这些文学现象已不具备理论阐释性,缺乏了言说的能力,势必出现“失语”。当前的文学和文学研究如同一些学者所描绘的,我国文学已开始“多元化”,但“多元化”主要是文学形态、风格上的,文学评价的标准并没有多元化,仍然是“审美中心主义”的,现实文学生活中有大量的文学现象并未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17]。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传统的精英主义心理在作怪,不能给予已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很大影响 的文学现象以合法化形态。朱立元先生在分析我国文艺学当前所面临的危机时曾将其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文艺学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疏离;其次,对世界文学发展的新现实、新思潮、新特点有所隔膜;再次,对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文艺、网络文学等新鲜的文学形态和体制的研究还远不够。总之,“造成当代文艺学的学科局部危机的,主要是与文学现实相对疏离,即理论落后于现实”。[18]改变这种情况,尚需我们立足文学现实,扩大研究对象,调整评价标准,认真研究当前出现的新的文学实践,并从理论上进行概括和反思,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实践的救赎。
诚如学者们不断强调的,文学作为人类情感诉求的一种重要形式,必然与人类一起存在下去。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条件的发展,文学自身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传统观念的接受能力,以致产生出文学消亡的恐慌。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文学的认识上打破僵化的、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文学观念与文学自身一起与时俱进,加强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理论反思和批判能力,唯有如此,文学才不会终结,文学研究也将更加充满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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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引起我国文学实践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引起我国“文学终结”争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科技的发展对于的影响。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人们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技术的影响上,如以阿多诺、霍克海默为首的法兰克福学派指责由技术所产生的文化成了麻痹和操纵大众的工具,并以自律性的艺术标准先在地否定了以技术为基础的大众文化。尽管这种批判极为深刻,但它却忽视了对技术的影响做
艺术学分析。纵观艺术在20世纪直至今日的发展历程,在
政治的、的、民族的、经济的诸多制约要素之中,技术的影响可以说是最为深刻而持久的。“现代科技的发明创造日新月异,而每一种新的发明创造都在呼唤着新的信息传媒和符号载体的问世,随之而来的又总是种种文化创意、艺术幻想和审美灵感的勃发”[19],在技术与艺术之中,技术成为艺术的自变量,艺术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此,考察技术的应用给艺术本身带来的影响,成为研究现代艺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有关技术对艺术产生的影响,有两位学者的思想值得借鉴。首先是本雅明,可以说,本雅明是客观、系统研究技术之于艺术关系的第一人。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他指出:“到了20世纪,复制技术已达到如此的水平,从此不但能够运用在一切旧有的艺术作品之上,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改造其影响模式,而且这些复制技术本身也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出现而引起注目。”[20]由此,他以技术复制的运用为标尺划分了艺术史,在前技术的手工复制时期,艺术以独一无二的原作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韵味”的艺术,仅供少数人欣赏,具有膜拜价值;进入技术复制时代以后,艺术生产方式发生改变,艺术作品得以大量复制,可供人们随时随地欣赏,展示功能压倒了膜拜价值,艺术为大众所拥有。由此,艺术的观念得以改变。本雅明的这种技术文化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法西斯极权政治环境中未得到认可,在20世纪90年代却得到了呼应。美国
传播学家马克·波斯特以技术为标杆划分出两个媒介时代,即以少数制作者传送信息给广大消费者的第一媒介时代,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应用及卫星技术与电视、电脑和电话结合后促成的集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于一体的第二媒介时代。他指出,技术革新中最关键的不仅是传播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具体而言包括从现代性的理性的、自律的、中心化的和稳定的主体转变为后现代性的去中心化的、多重化的、碎片化的新型主体,以及由于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物理边界变得无效,民主-国家的区域性从根本上被瓦解。总之,技术的应用,使得艺术处于一种全新的文化环境之中,传统艺术的诸多理论预设及哲学背景均已失效,我们不得不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重新加以审视。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技术对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它催生了现代艺术形式如电影、电视、网络等,也体现在对现代社会中仍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艺术形式所产生的影响之中。这种影响既包括通过对它们的技术复制而形成的大量发行,也包括新产生的艺术形式对传统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的焦虑”。最具代表性的是绘画艺术,在20世纪,绘画逐渐放弃了对客观现实的模仿和再现,转而寻求一种新的表现形态,再现的条件自身成为核心,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关于自身的主题。对于绘画的这种转变与技术复制的关系,丹托作过精辟的论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制造知觉体验相等物的任务,从绘画和雕塑的活动移向了电影的活动———事实上,画家和雕塑家恰恰在叙事电影的所有基本策略到位之时明显地放弃了这一目标。1905年左右,从应用以来,几乎每一电影策略都已发现了,而正是在那时,画家和雕塑家开始提出(即便只是通过他们的行动)有什么能留给他们做的问题,因为火炬好像由其他技术举起了。”[21]文学同样难以避免这种影响的焦虑,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者切断文学与外界的联系、从文学语言自身寻找文学的本质之时,文学就已脱离了传统的发展轨道,开始了其自身发展的现代化进程,而到了20世纪后半期,在经济资本的协同作用之下,文学再次回归现实世界,但其内在精神又一次发生改变,变得日益世俗化、感性化。如果说20世纪前期的转型是文学欲摆脱技术复制艺术形式的影响转向自身媒介———语言中寻求自身的规定性,那么20世纪后期的转型则意味着文学已经放弃这种努力,选择与技术复制艺术合流,虽然这种做法有很多无奈,但它已无法抵抗成为时代主流的文化精神,而在这两次转变中始终都徘徊着技术的幽灵。
可以说,现代技术的介入带给艺术的既有电影、电视、网络式的狂欢,也有对文学、绘画等传统艺术的严峻考验。面对文学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这种艰难发展历程,如果简单地以“文学终结”怨天尤人式的哀叹对其宣布死刑,缺少对其内在理路的分析和批判,是对文学的不负责。令人鼓舞的是,目前我国在这些研究中已取得了一些喜人的成果,既有对技术催生的新兴文学形式的关注,如黄鸣奋对数码艺术的介绍和分析,欧阳友权对网络文学的系统研究;也有对技术给予传统文学形式的内在学理研究,如朱国华在《电影:文学的终结者》(《文学前沿》2005年第1期)一文中对电影如何以自身逻辑形塑文学场的规则体系的探讨,吴海庆在《技术化现实与“升华”》(《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一文中从技术视角对我国当前文学写作中存在的“反升华”现象的分析。但是要建立起一个成熟的以技术为核心观念,兼及经济、政治、伦理、道德、哲学等诸因素相互影响的新的文学分析系统,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一个合理的、有效的评价和引导机制,还是一项非常巨大的工程,期待能有更多学者关注和参与这项工程的建设,惟其如此,才是“文学终结”论争最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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