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具媒介对艺术创作活动的影响(2)

　　二、动态研究

　　1．科学技术促进了工具媒介的彻底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供了新的工具媒介，且使某些材质的限制在新的运用中不复存在。然而，新的材料媒介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因素，也并非只为改善原材料而来，其自身也是一个拥有多种特性的物质实体(即拥有媒介的多层次性，这种媒介的层次越复杂，它对其应用的原系统的影响就越大，如媒介)，这种新媒介的使用不仅会带来艺术作品本身制作过程与形式趣味的变化，而且也常常对原有的艺术观念形成冲击，产生新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原有系统的边界更为模糊，类似一种语义学上的混乱。“发展不象理性的解放和人类的自由那样由某种理念磁化(aimante)而成，发展仅仅依据其内在的原动力的加速和发展而产生，它吸收偶然性，储存其信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作为其发展运作中新的必要中介。”以电子的发展为例，留声机发明后，音乐得以以声音的形式保存下来，而在此之前，乐曲的流传与传承主要以乐谱的形式完成。演奏家们将乐谱转译为声音，在尊重原作精神的基础上通过技巧和自身的理解将声音形式完成为带有个人特性的作品。然而，在乐谱的传承方式中，这种声音形式的再创造被取消了。声音转录不仅将演奏家的作用凸显出来，而且还使演奏成为一种可以广泛流传和分析的文本。声音转录作为一种工具必然要求更清晰地再现其声音作品，这种要求已得到了极大满足，而仿真的要求也显得更为严苛和微妙。从某些音响发烧友的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即音响部件的仔细匹配，甚至是连接部件的缆线，播放的厅室也被细加推敲，更有甚者是听者与音响的位置也被严加考察。以上的安排基于一个理想：即通过这些努力可以真实地再现演奏厅中的音乐演奏实况。然而，发烧友们发现他们借助昂贵的音响器材得到了现场所无法听到的东西。例如，他们可以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声部，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电子媒介获得从重现过去的声音到产生过去声音的新复本。

　　2．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品规范及特性的影响第一，对审美规范的影响。电脑图形软件的应用使设计师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画”出干净明晰的设计图案，所设计的物品与也可通过电脑进行仿真呈现，观者甚至可以通过动画“步”入其中；另一些软件可以直接模仿某些艺术大师的造型特点(如Painter)。然而，许多利用电脑进行设计与图形处理的人常常发现，在电脑屏幕上，所有的设计与图形都显得完美——屏幕提高了色块的亮度与饱和度(某些绘画在屏幕上的效果甚至超过了实际效果)，直线、曲线都得以最精确的呈现，没有污迹和瑕疵。这种美来源于先进的科技，就像精良的摄影器材和细腻的胶片所能提供的一样。第二，对艺术品特性的影响与此同时，电脑对艺术家与作品的关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其修改的便捷也使艺术家制作的过程被彻底隐藏了，而艺术家所面对的是一种思维过程的最后产物。有一些艺术家利用电脑程序进行创作，给出几个简单的基本元素，使其以偶然的方式进入程序，同时，设计一套组合原则，使之不断地组合再生。这样，在必然的原则下，偶然性的基本元素呈现出一种永不停息的不同组合样态——作品从艺术家那里得到一个起点，随着网络事业的发展，作品可以在网上流通，这样就使集体创作成为可能。

　　3．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观念的影响数字化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它进入艺术领域时，正是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相互融合以及绘画、音乐、雕塑等森严界限产生模糊之际。艺术，以强大的包容性接纳了新技术和新形式，从而使这一媒介的进入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就显得不甚明朗。要揭示工具媒介的改变对艺术观念的影响，可以从研究摄影史中得到。而在此之前，首先要了解艺术概念的灵活性。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是流动的。翻开艺术史会发现“艺术”一词的概念极为模糊。对于原始人来说，它是巫术的形式；对于中世纪的教堂，它既是装饰，又是向不识字的大众宣讲上帝之道的手段；西方“艺术”的现代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只是到了启蒙和浪漫主义时代，才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瓦萨里在他的《大艺术家传记》中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几位艺术家的生平与成就，他的著作开创了一种艺术史的模式，同时也倡导了一种艺术精神，这种精神由当时的艺术家开创，通过将透视与解剖引入绘画，从而使绘画摆脱了行会式的秘密传承，成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艺术享有了同科学一样的荣耀，艺术家也成为创造者和发现者。在古代中国，“艺”被认为是自由的游戏；《论语》“子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六艺——礼、乐、射、御、书、术，强调一种对物质技能的熟练掌握，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而完成完整人格的培养。可见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对艺术的定位也是不同的。通过分析摄影史可以揭示工具媒介的变化对艺术形式及观念的影响。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始于1839年，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摄影术之后，使影像得以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长期以来，摄影的地位显得暧昧与尴尬，与绘画相比，它更像一种魔术，可用来作肖像记录；一些摄影师想通过模仿绘画效果使摄影步入艺术殿堂，其结果是使摄影成为一种从属于绘画的二级形式。随着一批摄影艺术家的实践，摄影开始以两种方式介入“艺术”：一是展示照片所呈现的事物的抽象形式之美(如坎宁安)；二是将摄影的记录性，对真实场景的捕捉能力直接带入“艺术”活动(如史川德)。这种介入的结果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绘画摆脱了写形状物，为了获得绘画自身的特性，通过一种排他的方式，使绘画开始了纯粹的平面形式的探索；另一方面，摄影的性将瞬间冻结，展示出同一时间不同人、物以自身为中心的变化，从而将人在观察过程中的指向性与习惯方式呈现出来，揭示了眼睛观察的主观特征(在这一点上，照片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第三方面的意义最为深远，它改变了人们对“艺术”所持的态度。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将绘画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描摹，而客观世界又是对神所臆造的绝对“理式”的模拟。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艺术与“理式”有了一种传承呼应的关系。人可以通过艺术去体味绝对“理式”，就像通过火光投在洞壁上的影子推断实物。摄影揭示了一种新的真实，即“观看”与“看到”的差异。摄影通过自身的介入，发展了“艺术”所隐含的对自我与真实的寻求与探索，使之体现了更广大的意义。在此意义上，许多艺术家将艺术视作一个自救与救他的过程，用行为、装置来探索人类承受的极限，寻找思维的起点，试图以建立全新的更具变通性和当代性的交流方式等使艺术走出象牙塔，也使艺术的边界更为宽泛和模糊。

　　工具媒介的构成是复杂的，它不但是构成审美规范的重要一环，而且也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从而悄然地影响着人的感知与观念，影响着人类的存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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