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视觉媒介与女性形象——中国当代影(2)
2014-07-17 01:09
导读：鲜明的“性”别特征只有在那些特务一类的反面女性形象身上才可能出现，从服饰到发型，她们丝毫不回避自己的城市化标记。她们只具有空间性的意义，
鲜明的“性”别特征只有在那些特务一类的反面女性形象身上才可能出现，从服饰到发型，她们丝毫不回避自己的城市化标记。她们只具有空间性的意义，历史内容的空缺决定了其形象已无所谓年轻或成熟。时间在她们身上一向是凝固的。对于男性，性冲动的萌生和释放往往是借助于她们的形象在幻想里完成的。这是一次秘密堕落的过程，向反动诱惑的屈服只能说明革命意志的薄弱。男性的性冲动因此不仅被视为卑琐的，并且是非法的。性在这里不具备爱的情感意义，它所存在的积极价值只能经由克服被证实。针对性/欲的此种敌对化情绪，致使男性有意无意将可能真正与之平等交流的女性置于了公开藐视的境地。只是，表面上的藐视同时还伴有恐惧的心理。这是对于女性的恐惧，它来自对女性的傲慢和无知。不过，也恰是缘于这样的傲慢和无知，才使他们有幸超越了俄狄普斯情结，成功维系了与母亲的合法伦理关系。恋母情结在此时的中国男性那里始终未能积淀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无非是由于他们从来就没有在女性身上找到过爱的感觉。弑父的冲动所以能被无限延宕下来，原因即在于此处所提供的母亲形象始终是父系文化的一部分。它仍旧从属于父亲，是父亲的一个化身或者说傀儡。母亲仅是相对意义上的强势形象，然而这一形象还是有效成为了中国男性们敬爱而不是怜爱的对象，此种自下而上的受取情感完全有悖于爱情自上而下的给予本性。“爱属于强者的品质”（3），但置身于母亲面前，他们只能甘愿永远做一名弱者。爱情在那个时代的扭曲乃至缺席，昭示的是男性之于女性的自觉逃离，它表明男性在性的意识上还远未成熟。面对异性贯常表现出的忸怩或腼腆，多少隐含着中国男性在性交际关系上的焦灼与自卑。显然，对于爱情的疏离亦即对于欲望的疏离，乔治·巴塔耶说过：“爱情就其本质而言乃两种欲望的完美契合，在爱情中没什么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了，即使在最纯洁的爱情中也是如此。”（4）禁欲主义理想断送了中国男性经由爱情了解女性的机会，并由此中止了他们的性成熟进程，而这一结局反过来又加剧了其对爱情的退避三舍。惟有在同志式的异性交往当中，这些男性方能保持住自己的自信和风度，因为在可以展示暴力的公共空间里，他们委实比后者有着更加丰富的历史经验。可问题是，这根本就算不上真正的性别间的交往。故此，当城乡对抗的历史渐近结束之时，当男性终于不得不在城市这个优先属于女性的空间里同后者进行性别间的交往之时，障碍势必要演变为激烈的冲突。80年代初因日本影星高仓建而起的寻找中国男子汉的火爆话题，便可看做是这种激烈冲突的表现之一。中国男性有欠成熟的“奶油化”问题于此刻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议事日程。但是，由于问题的历史原因并没有得到深究，所以，高仓建那种寡言少语、严峻冷漠，可谓毫无亲和力的男性形象竟然能够博得中国女性的欢心，其原因简直可以说是极其随意的。其中不乏受虐心理的性别取向，充分暴露出中国女性一时间的气急败坏情绪；而且也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国男性银幕形象肤浅“雄化”风气的盛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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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5、60年代新中国女性主要借助银幕展示、传播出的视觉青春形象是时间性的，那富于内涵的饱满精神气度，那深情而又自信的面部表情，无不时刻提示着无产阶级新生力量的历史及未来。深重的阶级苦难为必将到来的幸福希望注入了过于殷切的期待以及悲喜交加的情感元素，进而使得这可靠的信心总是以略显矜持的方式被表达出来。她们的形象旨趣是将观者的目光引向未来，而不是要让它们停留在自己身上。她们是某种集体力量的象征，此种力量是通过摒弃自我而获得的空前充实。事实证明，男性从未真正走进其内心，为其空前的充实平添几分寂寞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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