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与东方自然观（上）(1)(2)
2015-01-24 01:19
导读：此种二元冲突，经重重周折，散射到近代西方文艺问题中，便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的消长拮抗的方式激化和显化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粗略的
此种二元冲突，经重重周折，散射到近代西方文艺问题中，便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思潮的消长拮抗的方式激化和显化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粗略的概括：大致上，现实主义代表了旨在“反映自然”的科学理性在美学中的成熟和固化，浪漫主义则代表了科学理性的动摇。后者实际上也是原已潜藏在科学理性背后的人的主体狂妄性的公然暴露和片面发挥。这种情形,显示了西方传统文化目标的迷失、理想的冲突和世界框架的崩裂－－它必然通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为西方文化全面危机的震憾性表达。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之被忽视，人与自然既成关系的不正当性，则是这危机的本原。
与此相反，中国传统思想始终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坚实基础，并在自己的文化历程中表现了极大的早慧，即对人在自然中适当地位的关注和人的终极命运的预见。中国古代从未发生过类似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式的推论，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并未成为我们民族哲学的基本问题。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乃至文化的基本立足点,是人和自然的调适共处。这种自然观由于强调人和自然之间的经验感动而疏远名理分析，与文艺美感活动具有深刻的亲和性。从中国文论的角度观之，中国自然观的作用和特色，可约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形上的自然本体观决定了中国文艺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这里涉及对自然本原的理解，即自然的本体观。中国古人对自然本体认识的最大特色是以自然为本，这就是不为自然另设一个形而上的本原。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2]与西方的“有”（物、现象）出于“有”（理念、神或其他本原）殊不相同。庄子的说法则是：“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3]物之所出，追踪到无穷，仍是物。郭象注解道：“自然即物之自尔。”[4] 所以,把老子的“有生于无”和郭象注庄子时说的“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合在一起看，论似不同，其义实一。有生于无，阻断了物可从非物导出的可能性：物实际上是无因无解地自生、自为、自足的，其源于“无”，实际即说明其无另外的来由。“有”的真正来由最终只能在于自然本身。这就是为什么郭象在紧接着“无即无矣，则不能生有”之后，说“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生生者谁哉，块然自生耳。”进一步发挥为物自主自然的思想：“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故物各自生而无所出，此天道也。”[5]这里的“天”、“道”，或两字连用为“天道”，从来都是中国对自然本质的表述。这本质的要点就是无关于形上。我们必须在此意义上理解作为中国宇宙本原观念的“（天）道”与西方“理念”（或神、造物主）的区别。作为本原的“天”和“道”这种概念都指涉万物本身（“天，万物之总名也”），而西方的“理念”却不是。庄子强调“道”是无所不在的，甚至在蚁蝼、“屎溺”等最卑琐之物中[6]，这决非戏言，实为极严肃的本体论。道无形而上的可能：“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7]。人不可能跃出现象界之“上”（形而上）而必须是在现象本身中见证道之所在。道家由此奠定了中国自然本体思想的主要基础，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化尊重自然现象、以保持自然的“原生性”为指归的价值取向。这也导致了：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发为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先行分离再追求如何统一的问题（如西方那样），而是人在自然中如何与自然事物同在、共处、相悦的问题。“天人合一”，于是成为中国思想、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对中国文化性格的这一极重要的本质规定，道家显然是比儒家更具根本性的。因为道家承担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建构，儒家则自执于社会人生的实用理性，对除此以外的问题悬置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安知死”），连带对本体论也不感兴趣，适足把玄想阐发的广大天地留给道家。而儒家这种处理本身作为一种漠视终极追问、远离形上之学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正是道家基本哲学原则在人类事务上的推演和落实。正如西方亚里士多德理性主义是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的具体落实一样（虽然儒家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把“道”{或天道、天命}理解为人伦礼义之最高使命）。实际上，儒家学说与老庄之道并不是那么对立。因为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按“物各自然”的道理，世俗自有世俗的种种问题要处理，而无需对整个自然本原问题另作一番解释。只有那种把人定位在整个自然之上，以主位自居，对自然强行有所索求的文化，才需要把自然对象化作为立论的前提，争相思考之、谋取之、揣摸那一种力量才是自然背后的原动力，追寻那一种方案才能把自然一网成擒，也才会发生种种学派纷纷争着“为自然立法”的本体论说的热闹。正是由于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有着这样内在相容的关系，才可能发生并存、互补、合流的情况，反映在中国传统知识者的追求上，才会兼而有之，或呈现为达则翰林(实用理性)，穷则山林(玄虚悟道)的转化。要而言之，中国非形上的自然本体观构成了区别于西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中国哲学长期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本问题，也构成了中国文论的立足点。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钱超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