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角度下的中国文艺美学(2)
2015-02-11 01:06
导读：寻求艺术自律性无非是通过艺术而反抗一种陈旧落后的政治话语霸权的干涉,并寻找符合艺术艺术发展的政治话语。但是中国政治话语本身却极其复杂,既有
寻求艺术自律性无非是通过艺术而反抗一种陈旧落后的政治话语霸权的干涉,并寻找符合艺术艺术发展的政治话语。但是中国政治话语本身却极其复杂,既有传统消极因素的遗留,也有对西方实用主义的挪用,还有西方千丝万缕的影响,以及话语权的单一化等,其结果自然是艺术自律迟迟难以建立。当然,即便如西方那种完善的现代性体系,同样存在着更加隐秘、多变的、间接的话语权力控制,如工人阶级的消失和中产阶级的壮大随之导致革命形势的深刻变化。因此,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最终使命就是发现西方政治话语的隐形权力结构及其根源(如理性中心主义)。这种外在力量的强制性规约对中西文化艺术都是明显存在的。
在西方,审美态度、艺术自律是社会制度现代性(资本主义与反封建主义)发展的同盟者,但也是其反思者。追求资本利润最大化、行为合理化的制度现代性导致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计算化、规范化、客观化,也导致了人的异化、非人化,审美现代性原以其自律性、叛逆性反封建主义,为西方制度现代性的建立摇旗呐喊,随后又反击高度发展的制度现代性对它的规范和压制,如商品化、市场化、资本化等。这不仅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命题,也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命题。
在中国,从历史时段、经验积累等方面,社会制度现代性(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机制等)没有充分发展起来,所以在追问艺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时候,最终选择的都是不抛弃艺术的社会性。中国文艺被纳入了近代民族叙事(革命、建设)框架之中,它很难获得纯而又纯的唯美的、自律的生存空间。而这一生存空间的获得则在于制度现代性的高度发展以至于允许各类插科打诨、惊世骇俗的东西产生,但是问题也将随之出现,即非政治化的结果恰恰是远离了政治化,抽空了文艺的政治价值担当,其实,被政治裹挟和被政治不屑一顾(包括对政治不屑一顾)都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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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而言,危险因素不仅是传统蒙昧主义、专制主义、权力主义等,现代性中的消极因素的危害也同样不可忽视,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亦不可掉以轻心。客观而言,传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但传统如果没有经过现代性的洗礼,没有个性、自由、理性、平等等的意识,传统恐怕更多地将是一种惰性,或者仅仅是民族主义的一厢情愿。其二,如果对现代性本身充满无反思的幻想的话,也同样会出现问题。传统中消极力量的危害自不待言,而现代性极端或片面发展导致的理性帝国、经济神话(GDP崇拜)、科学神话、知识神话,不也正在戕害着人类的心灵吗?其三,中国国家已经获得了民族、国家独立,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阴影依然徘徊不去,不仅有西方的旧帝国主义,还有西方的新帝国主义,如后殖民文化帝国主义在今天依然有着无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
中国文艺所遭遇的问题是忽视反传统、反帝国主义、反现代的多重语境,或者无法灵活化地定位,总是倾向于从某一角度定位,而没有通盘考虑。反观文艺美学,它就置身于反传统、反新旧帝国主义、反现代的多重语境之中。反传统所追求的个人、自由、自律,反帝国主义所追求的自尊、自强、独立,反现代所追求的自我反思、社会批判,在今天并没有消失。说文艺美学已经死了,并无助于思想的推进。
二
在现代美学文化语境中,文艺美学早已出现,只是没有用这样的称呼而已。哲学上虽有理性、感性之分,但根本上一切心智活动都围绕真、善、美三大核心。真即科学(认识论),善即道德(
伦理学),美即艺术。围绕美本身的文艺即是文艺美学(或艺术哲学)的关注内容。
从语用上说,首次明确而有意识地使用文艺美学这一概念大概可推现代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时间是20世纪40年代初。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