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女性电影(1)(4)
2016-11-12 01:06
导读：他山之石: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引进 女性主义和电影真正携手,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给女性主义电影带来了良好的契机。1971年
他山之石: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引进
女性主义和电影真正携手,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给女性主义电影带来了良好的契机。1971年,几部由女性导演,关涉女性成长的纪录片《成长中的女性》、《三个生命》、《女性电影》纷纷问世,接踵而来的是相关的电影节、研讨会纷纷举办。1972年,在纽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妇女电影节,同年在爱丁堡电影节内举办了妇女专题,第一份专门研究女性主义电影的刊物《女性与电影》也在同年出现。这种情形引得学术界对之的关注热情渐渐高涨,研究的角度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研究在男性导演的影片中女性被边缘化和扭曲的事实;研究电影史上女性电影工作者的意义,并借用一些现代理论,诸如符号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及后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对经典影片进行解构,对观映的本身进行批评等等。
随着研究的广泛深入,女性电影研究理论开始逐渐创立。这方面衍生出的重要文献有:莫莉·哈斯凯尔的《从敬畏到强暴:电影中的女性待遇》、琼·麦伦的《新电影中的女人和性》(1974年);克莱尔·强斯顿的《多萝西·阿兹纳的作品》、劳拉·莫尔薇的经典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1975年);卡伦·凯和杰拉尔德·派瑞合编的第一本女性与电影的论文集《女性与电影》(1977年);卡普兰主编《黑色电影中的女人世界》(1978年);劳拉·里德尔的《带回夜晚:女人看色情片》(1980年);安妮特·库恩的《女人电影:女性主义和电影》(1982年);卡娅·塞佛曼《符号学的主体》(1983年);玛丽·安·杜恩、帕特丽西娅·麦伦坎普和琳达·威廉姆斯合编的《再视: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论文集》(1984年);玛丽·吉缇的《电影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T·德·罗瑞提斯丝的《爱丽丝不再》(1985年)(19);德里沙·迪罗拉蒂斯的《性别的技术:有关理论,电影与虚构的论文》(1987年)。实践着的女性电影创作催生了女性电影理论,反过来,女性电影理论又吸引着电影来体现、验证其理论的可靠意义,女性电影的主题更为丰富。女性电影与女性电影理论在从对方汲取养料的时候,又馈予对方生命的养分,两者共生共荣,开掘出西方女性电影和电影理论在今天备受重视的实践领地和理论区域。
中国近年女导演及评论界的女性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少数人的先觉到多数人的觉醒受到西方女性主义影响很大。这里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资源共享的大背景,更为重要的是自身有着迫切的内在需求。
“新时期女导演创作回顾研讨会”,开了研究中国女性电影的先河。会议明确指出,“摆在女导演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在继续开拓作品社会价值的同时,进一步开掘女导演创作主体的自我价值。几千年来,社会始终是以男性为中心,这样的世界是一个‘瘸腿’的世界,希望我们的女导演能奉献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伦理道德情感领域是历来妇女受压迫、束缚最深重的领域,也常常是女性文学的突破口,希望女导演在此能做出更卓越的贡献”。这里所说的“女导演创作主体的自我价值”的背后语就是“女性意识”。(20)之后,陈犀禾明确提出了女性意识和女性电影的关系问题。(21)女性创作联带的“女性意识”问题浮出水面。于是内在需求和理论上空缺的矛盾就被凸现出来。从一定意义上讲,女性主义的进入不是水到渠成,却像是渠成盼水到,水就到了般的适时。
女性主义进入中国的时间大致是80年代初。电影界对女性主义和女性电影研究的系统介绍是在80年代的中后期。关于这个过程胡克的描述既形象又系统。(22)他的文章用了“补课”、“讲学”、“翻译”、"“介绍”、“摸索”、“尝试”、“拓展”、“成熟”几个阶段,勾画了西方现代电影理论,其中包括女性主义电影理论传入我国的轨迹。
事隔近二十年,再回过头看,1988年夏天的那场“讲学”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在影协主办的第五届暑期国际电影讲习班,对女性主义理论很有研究的艾德林·哈里斯用比较的方法,在肯定《小街》、《青春祭》“表现了女性的困境,她们在社会里很不容易才找到一块天地,从而认识、实现她们的女性自身,并且尽量不回到传统的教条当中去”时,批评了《红高粱》中的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强人(我奶奶)。她的看法是,“我奶奶”“实质上,还是处于传统女性所处的地位,因为她是被放置在家庭结构中,并没有脱出家庭的正常结构”。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主义者观察电影的新鲜角度。再有她对《红高粱》中的“我奶奶”的分析,也许可以看作是站在女性主义者的立场上,对中国男导演作品重新审视的先导性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