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优秀）律毕业论文(4)
2013-09-29 02:24
导读：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建议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各国维护本国公民人权的国际公约、宣言
三、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若干建议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各国维护本国公民人权的国际公约、宣言不断出台。如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囚徒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66年《国际人权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1984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1988年《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1990年《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以及一些州际的人权公约，如《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类及人民宪章》等国际性法律文件相继诞生，并在国际范围内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正如我国学者夏勇所言，尽管在当代社会，几乎每个人都要以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来享有权利，而且，对权利的实际享有要受到财产、国籍、性别、能力教育等因素的制约，但人权观念无疑是权利观念的一个升华，它表明权利主体关于权利的意识从利己的本能冲动和简单的利益动机，上升到自己作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和价值的层次，表明权利主体在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时有了一种终极的凭籍，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开始走向一种超功利的相互认同与合作。
在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首先得明确设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基础，是基于什么样的立法模式上考虑的。基于对我国司法发展的现实状况的考虑，我国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采取强制性排除模式，采用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不可采用。相反，英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对我国就具有一定积极的借鉴意义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的选择应当采取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原则。法律应该明确规定对于那些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原则予以排除，对于那些与案件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非法证据应当交由法官根据案件性质、影响程度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进行自由裁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对公权力的限制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应该在考虑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目的的同时，着重考虑我国立法主导价值观念和公民个人权利等因素。对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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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对被告人人权的保护
在美国法律规定有两种排除证据的情况：一是强迫被告人供述；二是警察无合法授权的搜查和扣押。对于这两种非法取得的证据应当排除在诉讼之外，使其不进入审判程序。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无论是在其判例法或是成文法都作了规定。根据英国的判例法，在法庭上对于有偏见的证据要排除。根据英国的成文法，如果一个证据的取得会导致诉讼的不公正，该证据将被排除。同其相配套，为了防止侦查人员非法收集证据，英国议会于1984年批准了有关警察行为规范的法典。该法典对警察的权力，如拦截盘问车辆及犯罪嫌疑人，搜查扣押物品、拘留并询问犯罪嫌疑人、指认犯罪人等执法程序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并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由美国和英国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美国和英国在非法证据的证明能力上的具体规定不同，但是贯穿其具体规定背后的价值理念却是一致的，即强调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和防止和减少警察滥用职权。
在我国，受传统的诉讼模式的“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观念的影响，在刑事诉讼运行中表现为坚持国家本位主义价值观，强调国家利益、社会秩序、惩罚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漠视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和请求而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证据收集的非法性正是该观念的集中反映。非法收集的证据使得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是否具体公正性、民主性的基本准则之一。我国刑事诉讼法也顺应着刑事诉讼发展的世界趋势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在我国，并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起诉阶段享有辩护权。负责侦查的机关及人民检查院负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的义务。对于被告人权利保护不足应当确立相应的救济措施比如①应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司法机关有义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我国现行法不承认被指控者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不能获得辩护服务，如果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司法机关有义务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就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保障奠定可靠的基础，也是辩护权保障完善的前提。②应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随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③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按照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罪名。在刑事诉讼中应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具有辩护人身份，以扩大律师职权。如阅卷权、调查取证权、不被窃听和完全保密会见权、与犯罪嫌疑人通信权等，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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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非法物证排除的可操作性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的规定。但是，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最高人民检查院于1999年1月发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虽然法律对收集证据的正当性作了程序性规定，而对违反这些程序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法律没有明确宣称该证据无证明能力。从两高的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对非法取得言辞证据明确排除,而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都是回避。
我国立法对收集证据的程序、方法作了限制性规定。但是对非法实物证据在程序上的效力没有全面、明确的规定。并且，公检法三机关对此问题的司法解释也不尽相同。立法上的不足，势必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纵观西方各国在非法实物证据方面的立法，虽然存在差异，但总体上发展是以重视人权为基本价值取向，因此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根据非法实物证据的获取方式及在证明中的作用权衡有选择的将此类证据予以排除。由于实物证据是客观存在的，其对案件的客观证明价值不会因取证程序的违法而削弱，故一般可以采信。但是，在一些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利益等重大犯罪，非法实物证据最终能否进入审判程序，不仅仅取决于其本身客观性，更重要的是对利益的权衡，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安全、社会重大利益冲突时，后者无疑最重要，应当规定一些特殊情况对非法实物证据予以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