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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苏联三六宪法将有关国家机构的内容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前，这既反映了某种国家主义倾向，也反映历经艰难困苦建立和巩固的苏维埃国家和人民珍视自己的国家；我国的五四宪法和随后的七五、七八宪法均照此次序，1982年在制定现行宪法时才将两者颠倒。
第四，将国旗、国徽、首都写入宪法，作为最后一章。国旗、国徽、首都均属国家标志。各国宪法在国家标志的入宪问题上五花八门，有的完全不写，有的全部都写，有的只写一到两项。但象苏联宪法那样只写国徽、国旗、首都的并不多见。[25]我国五四宪法在第四章写入了完全一致的内容，只是将国旗放在国徽的前面，成为“国旗、国徽、首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2004年十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将“国歌”写入宪法，使的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国家标志完整、合理。
综合以上，苏联三六宪法从内容、结构诸多方面对我国的五四宪法产生影响，但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不一样，五四宪法不是苏联三六宪法的翻版。五十年以后看五四宪法，尽管能发现不少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五四宪法是中国人制定的中国宪法。
二、本土化——中国革命和宪政经验的历史总结
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举世瞩目，新中国的领导人也高度重视。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五四宪法是一部好的宪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26]这里的原则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原则。说句不客气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联三六宪法描绘的“社会主义”。灵活性是相对于原则性而言的，这里的灵活就是考虑中国的经验、中国的实际，也就是五四宪法的本土化。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我们制定宪法是以事实作根据的。我们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彻底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的事实，就是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我们提出的宪法草案，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和宪政运动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我们的宪法草案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的历史经验的总结”。[27]
（一）五四宪法有关国家性质的规定
五四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与苏联三六宪法表述的“工农社会主义国家”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这反映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正如加列瓦所指出的那样，1918年的苏俄宪法是“党领导下的群众对于建立新国家精诚努力的总结”；1924年的苏联宪法是建立苏联的宪法；1936年的苏联宪法“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宪法”。[28]而我国社会还处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要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五四宪法在序言中界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了贯彻第四条规定的方针，五四宪法在总纲的其他一些条文中又作了许多规定。用刘少奇的话说就是“这些规定既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总目标，也表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步骤。”[29]从后来的实践看，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一过渡时期的任务并未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说，1978年以后国家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实际上仍然是在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只是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工业化”又有了全新的内涵，实际上就是现代化。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提出的我国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通过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总的来说，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五四宪法的相关规定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应充分肯定。但现在看来，过急、过激的社会主义改造，人为地提高了生产关系，使之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在有些方面，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是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搞封建的极端平均主义。
第二，反映两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各阶级的组成情况不同。在苏联，不仅从阶级上，而且从肉体上消灭资本家、富农等剥削阶级。在1936年宪法制定的时候，苏联社会只有工农阶级。苏联三六宪法第9条虽承认“小规模的私有经济”，但仅限于农民，而且“以自力经营不剥削他人劳动为限”。[30]这实际上就是个体农民。而我国社会在当时则明显不同于苏联社会。在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人民”的范围广泛，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在劳动人民中，除工人农民外，我国还有为数不少的城市和乡村的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他们是依靠劳动过活的，或者主要是通过劳动过活的。……团结这些劳动人民，是属于工农联盟的范畴之内的。”[31]五四宪法在序言中指出：“今后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这就表明，在过渡时期，工人阶级领导的包括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统一战线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这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又较工农联盟更为广泛的联盟，即劳动人民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之间的一种联盟”。“我国在过渡时期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不但有斗争，还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联盟关系。……在过渡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地位。”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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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
一般地说，宪法规定的经济制度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所有制形式；二是分配方式；三是经济体制。在这三方面，五四宪法都作出了与苏联三六宪法不同的规定。在所有制形式上，三六宪法规定苏联只有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形式；在分配方式上，三六宪法规定在苏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在经济体制上，三六宪法规定在苏联实行计划经济。五四宪法根据我国处于过渡时期的现实，在强调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同时，承认我国四种所有制并存：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同时提出要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在分配方式上，五四宪法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肯定了四种所有制并存，实际上也就确认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在经济体制上，五四宪法提出“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五四宪法关于经济制度的规定，既反映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又体现了社会主义方向。
（三）五四宪法关于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式的规定
五四宪法在政权组织形式方面的规定与三六宪法相关规定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行一院制，而苏联三六宪法则在第33条规定“苏联最高苏维埃由联盟苏维埃和民族苏维埃两院组成”。斯大林在论述苏联为什么要采取两院制时说：“如果苏联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那么一院制会比两院制好。但苏联不是单民族的国家。大家知道，苏联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们有一个不分民族而代表苏联一切劳动者共同利益的最高机关，这就是联盟院。可是，苏联各民族除了共同利益以外，还有与民族特点有关的各自特有的特别利益。可以忽视这些特别利益吗？不可以。是不是需要一个正式反映这些特别利益的专门最高机关呢？绝对需要。无疑，没有这样一个机关，就无法管理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的机关就是第二院，即苏联民族院。”[33]我国也是多民族国家，我国为什么不实行两院制？从历史文化传统来说，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一直就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人”是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而苏联的历史到1936年宪法制定时才十几年；从法理上说：“一般认为两院制是历史的产物，是两种势力集团分享立法权的表现。法国资产阶级比较彻底，1791年宪法实行一院制。近年来西方国家的趋势是从两院制蜕变为一院制，1979年瑞典王国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即是一例。那么，这种由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的根据何在呢？一些国家采两院制，除了特殊利益占优势外，从理论上说，两院制并无任何科学根据。正如斐那（Benham）所说，假定两院的意见相同，那么第二院是多余的累赘；假定两院的意见不同，那么第二院是渊藪。……鉴于以上种种考虑，除联邦制国家外，各国议会就有两院制改为一院制的趋势，一些小国和新独立的国家大多采一院制。”[34]
二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称国务院，而不是苏联三六宪法所称的“部长会议”。中国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起，就将中央政府称作国务院，所以将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称国务院便于老百姓接受。
在国家结构形式上，苏联三六宪法规定苏联采取联邦制，我国五四宪法规定国家采取单一制，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我们辅之以民族区域自治。苏联三六宪法和我国五四宪法的相关规定，为两国后来的宪法所承继，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情况看，多民族国家采取联邦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选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家，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内战均说明了这一点。而我国采取的单一制辅之以民族区域自治在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上是成功的；单一制对巩固国家的统一起的作用也是积极的。
三、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的原因[35]
五四宪法作为新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在充分参考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基础上，反映了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制宪经验和革命经验，实现了本土化与国际化的有机统一。究其原因，最主要有二：
（一）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宪法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将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我国，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过程。法律移植是法律文明交往与传播形式中的一种特殊情形。据说，法律移植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现象，早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前后一些古老的法典中就似乎存在了。法律移植的过程是主动的过程，是主权国家的自觉行为。无论法律移植的远古形式如何以及它后来是怎样发展演变的，这一特殊的法律文明交流与传播形式的本质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主动地、有选择地自愿采纳和接受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律的过程。很显然，法律移值同主体一定的有意志有目的的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表明，一定社会的主体根据对本国或本地区社会生活条件及其需要的认识，主动自觉地选择外域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或某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移入本国相应的法律的创设过程之中，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36]五四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对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学习与借鉴，就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
中国对外国宪法的移植不是起自五四宪法。1840年以后，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宪政和法律。但如前文所述，旧中国在这方面是完全失败的。那么为什么五四宪法对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移植是相对成功的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这种‘世界革命’，已不是旧的世界革命，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早已完结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同样，这种‘一部分’，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37]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苏联著名法学家法尔别洛夫在《人民民主国国家法》一书中指出：“人民共和国是新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38]在“新的世界革命”过程中，按共同的指导思想指导革命；革命胜利后，都在建设或追求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为中国五四宪法移植苏联三六宪法和各其它人民民主宪法的有关社会主义原则和制度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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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宪法是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与制宪经验的总结
法律发展的共性决不是对法律发展个性的排拒，法律的国际化并不排拒它的本土化，只强调法律的国际化而排拒法律的本土化，法律就会丧失其生命力。许多东欧国家的宪法几乎照抄照搬苏联宪法，不考虑本国的实际，毫无个性，结果也毫无生命力可言就是例证。法律的本土化来源于法律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一切法律进化与发展过程，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之特点，并且从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其底蕴。那些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社会结构形式，乃是法律发展的现实基础。这些现实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结构形式，并不是法律现象所能创造出来的，恰恰相反，它本身正是法律发展的根源和基础。而不同的法律体系是以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为前提和基础的。[40]宪法作为法律体系中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当然概莫能外。
五四宪法的本土化，主要是指五四宪法在总结中国革命与制宪经验的基础上，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从中国制宪史来说，从《钦定宪法大纲》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无一不是骗人的东西，甚至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居然是贿选的副产品，是花钱买来的，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只是中国资产阶级善良愿望的一种反映而已，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实施。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在革命根据地制定了一些宪法性文件，这些宪法性文件一般体现着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纲领，它们是世界宪政史上的特例，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这些宪法性文件的制定，获得了宝贵的制宪经验，了解了怎样使社会主义宪政文化与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为五四宪法的本土化创造了认识基础。
制定五四宪法时与苏联制定三六宪法的条件十分的不同，如在阶级形态上，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在所有制形态上，几乎完全实现了公有；苏联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在民族关系上，苏联的民族问题比中国还要复杂。这些因素，决定了五四宪法在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阶级关系、所有制形态、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等方面作出与苏联三六宪法不同的规定。这些不同的规定，反映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也是五四宪法本土化的表现。
五四宪法自颁布至今已过去五十多年了。尽管这部宪法颁布后，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政治运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五四宪法也没能得到有效实施。但不能因此把五四宪法当成纯粹的“纸上宪法”，五四宪法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五四宪法所设计的国家制度，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仅得到完全的实现，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五四宪法对八二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八二宪法的蓝本；五四宪法的领导机关意见和群众意见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本国经验与外国经验相结合的制宪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制定、完善宪法和法律有着重要意义。其中“本国经验与外国经验相结合”的过程，就是法律本土化与国际化结合的过程。我们今天研究五四宪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问题，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实现法制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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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②] 民国35年的蒋记《中华民国宪法》可能有一些例外：其一，它将国家权力分为“五权”；其二，蒋称“五权宪法”思想来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五权宪法》和《三民主义》，但孙中山先生强调的“五权宪法”是“五种治权并立”的民主“治权”体制，“五权宪法”的五权分立吸收了英美等国三权分立制约与平衡的长处，发展了中国传统治国经验的选官制度——考试和御史制度——监察，目的在于避免西方宪法制度中考试和弹劾制度不独立的弱点。从而使资产阶级政制趋于完备，五权相对独立，又互相制约，保证政府效能的发挥。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则确立的是一种五院对总统负责，总统实际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的独裁政体。就是这样一部宪法，实际上也没有得到过一天实施。
[③] 《毛泽东文选》，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6页。
[④] 《毛泽东文选》，第六卷，第320—321页。
[⑤] 吴家麟主编《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⑥] 《毛泽东文选》，第六卷，第329页。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法的基础参考资料》（第二编），东北师范大学教务处教材科1956年版，第280页。
[⑧] 《毛泽东文选》，第六卷，第329—330页。
[⑨] 本文所引用我国1954宪法的条文均来自《宪法资料选编》（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本文所引用苏联1936宪法的条文均来自《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下引不再注明。
[⑩]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2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08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18页。
[13]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62页。
[14]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6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37—638页。
——毛泽东同志在此处所谈的“民主集中制”即是指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民主权力的方式，实际上将“民主集中制”与“民主”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划了等号。笔者认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对“民主集中制”的最准确、最科学的解释。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将民主集中制泛化为一种工作方法，值得研究。——参见拙文《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宪法地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6.
[17]《 斯大林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7、108页。
[18]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160—161页。
[19] 《 斯大林文选》（上），第93页。
——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为了不冲淡主题，在涉及到斯大林关于宪法问题的论述时，我们只引用他的言论，不研究他的行为，不对他作全面的评价。
[20]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195页。
[21]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229页。
[22]《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62页。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与法的基础参考资料》（第二编），第743、744页。
[24] 参见 坚毅《内容、结构、形式——关于唯物辩证法立体化范畴》，《求实》，2000年第2期。
[25] 1918年苏俄宪法只写国徽、国旗，1924年苏联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只写国徽、国旗、首都。
[26] 《毛泽东文选》，第六卷，第325页。
[27]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33、133—134、139页。
[28]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55、59、61页。
[29]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9页。
[30] [苏联]M.P.加列瓦著，梁达、石光等译《苏联宪法教程》，第76页。
[31]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6页。
[32]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47—148页。
[33] 《 斯大林文选》（上），第106—107页。
[34] 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比较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221页。
[35] 2004年10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上，有学者提出问题：为什么五四宪法以苏联三六宪法为参照，而不是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或欧美宪法？我觉得，下述两个原因就是答案。
[36] 参见 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37]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9—630页。
[38] [苏联]法尔别洛夫著，党凤德、邱则午、傅昌文译《人民民主国国家法》，上海新华书店1951年版，第13页。
[39] 参见 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
[40] 参见 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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