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完善(1)(2)

　　但是，中国关于宪法权利的宪法性法律仅有《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有限的几部，而且这几部法律的规定对于宪法权利的限制超过保障，根本不能满足对宪法权利进行保护的需要，因此要增加关于宪法权利的宪法性法律的立法，为具体宪法权利的保护提供更为直接有效的依据。
　　5．宪法解释

　　正如上文中关于“概括性条款”的论述所言，宪法权利的列举性条款并不能穷尽所有的宪法权利，而不断的修宪又会损害宪法的稳定和权威，因此必须设立概括性条款作为兜底条款从而建立宪法权利推导的基础。而一旦出现需要从已有权利推导出新权利并加以保护的情况，便需由宪法解释机关依据已有权利和概括性条款对宪法进行解释，从而推导出符合社会发展的新权利，这便是宪法解释。宪法解释不仅有利于增强宪法的适用性，使宪法在不改变文本本身的情况下有效应对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且有利于具体宪法权利的内涵和外延的明确化，因而成为目前各法治国家扩展宪法权利的最重要途径之一。

　　美国最早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起了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权，而在随后的一系列案例中，最高法院利用其司法审查过程中的宪法解释权依据“权利法案”推导出一些新的所谓“默示权利”，从而完善了美国的宪法权利体系。欧陆地区则主要是利用宪法法院作为其宪法解释机关。中国宪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解释宪法的权力，确立了立法机关的宪法解释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1949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行使过宪法的解释权，而且也没有通过解释宪法来完善宪法权利的内容体系。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充分行使宪法赋予其的宪法解释权，从而有效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以其作为扩展宪法权利的重要手段。

　　6．宪法判例

　　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宪法对现实生活的适应性，从而能够有效地保障宪法基本权利的实现。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进行解释必然是在某种社会现象与宪法既有规定的冲突达到极为剧烈的程度时才会进行，其反应仍然滞后于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化和发展。而对社会现实能够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的显然是司法部门，因此，具有指导意义的司法判例能够快速地应对现实状况并指导进一步的司法实践。作为保障宪法权利的重要制度，宪法判例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确立了契约神圣，“《纽约时报》诉萨利文案”确立了新闻自由，“罗伊诉韦德案”确立了堕胎权这些判例都有效维护了美国人民的权利并极大影响了美国的宪政进程。

　　然而，清末中国法律改革所依据的是欧陆的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更为崇尚的是编撰法典以尽可能的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并没有成为中国学习的对象。1949 年后中国主要模仿苏联的立法模式，仍然是重视法典编撰超过司法判例，因此迄今中国仍不承认判例法。1955 年最高法院关于宪法不宜直接适用的批示使得在司法中直接适用宪法成为不可能，因而更不会有宪法判例的产生。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根本不存在宪法适用的情况，像2001 年最高法院关于齐玉苓案的批复实际上是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了宪法关于教育权的规定，而且在各地的司法审判中也存在大量间接适用宪法的情况。由于最高法院的批复对于各地法院都有一定程度的指导作用，齐玉苓案实际上成为一个宪法判例，指导着各地类似案件的判决。因此，由最高法院将各地宪法司法适用的典型案例编入最高法院案例集使其指导各地的司法实践对于完善中国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7．部门法

　　宪法性法律和宪法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使宪法权利的内涵和外延得以确定，同时为宪法权利的实现建立了可操作的程序性保障条款和救济性条款。但是，宪法权利的实现仅仅依靠这些是不够的，许多宪法权利还必须通过具体化为各种民事、刑事等权利并通过部门法加以保护，在目前中国尤其如此。由于中国至今仍未确立起宪法诉讼机制，许多宪法权利的保障不可能通过直接诉诸宪法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对宪法权利具体化为部门法权利的立法和保护。但是，中国宪法规定的数十项基本权利大约还有一半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法律加以保护，这使得宪法权利遭受侵害后无法依据具体的法律启动救济程序，对于宪法权利的保障和实现显然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应加快宪法权利具体化为部门法权利的步伐，使权利受到侵犯时可以及时得到相关的救济。

　　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完善需要以上几个方面的互相协调，任何一个方面要想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必须有其他方面的配合，譬如列举性条款的落实需要宪法性法律对宪法权利的具体规定，而概括性条款必须有宪法解释才能真正成为权利推导的依据。任何一个方面如果得不到其他制度的配合，不但不能切实保障宪法权利的实现，而且极易沦为虚假的幌子，成为专制国家架空宪法权利的手段。所以，中国宪法权利形式体系的建构亟需注意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以更好的发挥其整体效用。

　　三、结语

　　正如笔者在文首中所言，宪法权利体系是一个整体，本文所述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这一整体的几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一个有效互动相互配合的完整体系，其中，本文所述的宪法权利的形式体系主要为宪法权利内容的确定和延展确立一种科学的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部分程序性保障和救济体系的内容，从而为宪法权利的实现奠定基础。但是，仅有这一形式体系显然是不够的，其他几个体系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到形式体系效力的发挥。如何建构宪法权利的其他体系，如何将这几个体系构成一个协调配合的整体，仍待学界的研究探讨，惟愿本文的论述能有助于对中国宪法权利体系完善的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薛小建．基本权利体系的理论与立法实践[J]．法律适用，2004，（5）：33-37．

　　[2][3] 刘旺宏．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保障程序论略[J]．江苏社会科学，2006，（5）10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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