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斯当政治思想研究:文献综述(1)(2)

就贡斯当有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与伯林的有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的关系而言，人们经常把“古代人的自由”等同于“积极自由”，把“现代人的自由”等同与“消极自由”。但刘训练曾指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贡斯当所说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关系。贡斯当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可以大致等于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但“古代人的自由”只是属于伯林笔下的“积极自由”的一种。因为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并不仅限于政治自由，它实际上涵盖了多种自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更加现代的”理性主义自由，而不是“古代的”共和主义自由（刘训练，2004：52－54）。从这也可以看出刘训练显然受到《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积极自由分类方法的影响，该书中曾把积极自由分为三种，分别以斯多葛派、柏拉图和康德、卢梭为代表（戴维·米勒等，2002：288－289）。

就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所面临的局限性而言，江宜桦在《贡斯当论自由、平等与民主政治》一文中论述了贡斯当自由主义思想的两点局限：其一是人们一般把自由主义分为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特殊主义的，理由是贡斯当所谓的古代人的自由并没有普适性，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其二是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也即“政治自由”的价值问题，在贡斯当心目中，政治自由本身就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还是作为维护个人自由的手段，仅仅具有一种工具性的价值，贡斯当始终语焉不详（江宜桦，2002：485－488）。Vladimir Gligorov在Benjamin Constant and Carl Schmitt Go to Russia一文中探讨了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按理说，根据贡斯当认同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合法的权力来源自人民，他就应该承认王权也应该源自人民，就应该由人民来选举国王。但如果国王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那么这就会腐蚀王权的中立性，王权就会成为一种能动的权力而打破权力之间的平衡，那么他所精心构思的中立的王权就不复存在。因此贡斯当主张王权只要是中立的，怎样获取并重要，无论它是通过选举、继承还是僭取的（Vladimir Gligorov，1997：271－282）。贡斯当有关中立的王权所面临的局限，也反映出贡斯当在人民主权学说上的不坚定性。

其四是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观进行介绍，并进行简单评论，这也是国内研究贡斯当的政治思想常见的现象。一般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主要是一种公民资格，“现代人的自由”主要是私人生活不受干涉。比如启良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应奇的《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以及潘小娟、张辰龙主编的《当代西方政治学新词典》等。在启良的著作中，作者认为贡斯当所谓古代人的自由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的是集体主义；现代人的自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强调的是个人主义。

三、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

贡斯当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在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反思，因此他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引起了很多学者的重视。就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而言，K．Steven Vincent在Benjamin Consta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omantic Liberalism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作者主要是通过对贡斯当早期著作以及一些通信材料的解读来进行研究的。作者认为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以1794年为界，1794年之前贡斯当是法国大革命的“忠实信徒”，自称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对大革命采取“激进”的态度，赞同大革命推翻旧的专制体制以及对个人自由的维护。虽然这时他对大革命也颇有微词，但他认为那是为取得一定的革命果实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时革命应该立刻结束，着手巩固已取得的革命果实而不应该再往前发展。从1788年至1794年他一直在德国的一个小朝廷中供职，只是间接地感受法国大革命。从1794年底开始，贡斯当对大革命的态度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从一个革命的旁观者变成一个革命的参与者，从一个革命的支持者变成一个革命的严厉批评者。此时他更担心革命的过度发展，他走的是一条异于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而是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从而认为革命应该立刻中止（K．Steven Vincent，2000：610－617）。另外K．Steven Vincent在Benjamin Consta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problem of modern character一文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也表达了贡斯当希望人们在法国大革命中避免狂热主义的愿望，革命中的狂热主义只会带来惨烈的后果（K．Steven Vincent，2004：5－21）。这两篇文献是有关贡斯当生平及著作（尤其是贡斯当的早期著作）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法国的皮埃尔·莫内在《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一书中也探讨了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密切关系。作者以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赞同法国大革命对旧制度的反对，另一方面对大革命的恐怖后果表示震惊，因此对大革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作者认为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持两条线路，一条是贡斯当对人民主权原则所表现出的敌意，另一条是批判在大革命中人们试图在现代社会恢复古代人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往往犯这种“自由的时代错乱症”。但作者认为贡斯当并没有将大革命的不幸主要归结为人民主权的观念，而是归结为大革命的领导者对古代自由观念的崇拜（皮埃尔·莫内，2004：112－123）。从总体上看来，作者认为贡斯当是一个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

四、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反思

贡斯当在欧洲大陆最早对卢梭的民主理论进行了批判，这集中体现在贡斯当对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的反思上，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逐渐引起了学界的重视。任剑涛在《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一书中曾对贡斯当和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这样评论道：人民主权是有限的和相对的，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必须仍然是属于个人的和独立的，并且它肯定是置于任何社会权能的控制之外的。否则，社会就会象手握权力的暴君一样邪恶。由此，自由主义将人民概念下落为一个基于政治共同体具体成员的个体权利的个人主义观念。于是，当卢梭将人民主权与集体相联结，走向了专制主义。当自由主义将人民主权与个人相联结，则导向宪政民主。因此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必须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被神化了的“人民”必须下落为“公民”，以至“选民”，否则将极可能滑向卢梭祈求人民主权却反而走向极权的境地（任剑涛，2004：230－231，247－248）。

秦前红和武立强撰写的《人民主权：卢梭与贡斯当之比较》一文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了对比（秦前红武立强，2003，4：14－21）。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公意”与“普遍意志”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不恰当的。实际上，“公意”与“普遍意志”的英文都是“general will”，（Benjamin Constant，1988：175）由于译者在翻译《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书时没有对“general will”采用通常的译法，而把它简单地翻译成“普遍意志”，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错误。

笔者也曾撰写《论邦雅曼·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一文对卢梭与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进行对比，拙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比较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之间的异同，探讨贡斯当怎样把卢梭的“抽象的人民主权学说”演化成“具体的人民主权学说”，借以厘清贡斯当的人民主权学说的具体内涵。拙文认为卢梭与贡斯当人民主权学说的相同点在于他们都把自由作为各自人民主权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同之处在于：人民主权学说的范围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人民主权是否可以分割以及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是直接民主抑或间接民主等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贡斯当对卢梭的人民主权的态度是暧昧的，一方面，贡斯当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民主权，相信最终的权力必须源自人民。从总体上来说，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但他谴责的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他谴责的而是大革命的残忍与横暴的特征，无论何时，他仍然支持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则——捍卫人民主权和保护公民权利。这也是他在早年认同法国大革命的地方之所在。另一方面贡斯当也对人民主权学说也表现出一定的敌意，原因在于人民主权在大革命中往往成为暴政的口实，同时他也害怕拿破仑借口人民将主权授予他而为其专制统治进行合法性论证；虽然在有关权力的来源问题上贡斯当与卢梭有相似的一面，但是关于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他们之间是针锋相对的。

小结

通过以上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内外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他的两种自由观（尤其是其与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关注贡斯当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他对卢梭人民主权学说的批判，而很少从总体上把握贡斯当的宪政理论（这方面比如他的分权学说）以及他的宪政理论与两种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就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间的关联性而言，一般认为现代人的自由优于古代人的自由，其时这是对贡斯当政治思想的误解。贡斯当认为两种自由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并不能在现代社会极力张扬某一种自由，而应该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建构一种既维护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权，同时政治权力又要受到有效的制约的宪政制度。因此除了以上所提到的相关研究以外，对贡斯当的两种自由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在甘阳和Helena Rosenblatt各自撰写的文章中有所提及，但并不深入。甘阳，2000：89；Helena Rosenblatt，2004：23－37）、贡斯当的宪政理论的主要内涵（尤其是他对代议制民主的追求以及他的分权学说与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之间的对比）以及他的宪政民主思想能否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等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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