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政强制的程序(1)网(2)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时，必须遵守最低损害原则，即通过对行政相对人最低损害达成行政强制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国家或者地区的行政强制立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奥地利1925年《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第2条规定：“（1）执行官署行使强制权力，应注意以最轻微之方法达到强制执行目的之原则。 （2）金钱给付之强制，以不影响受执行人最低限度之生活，及不妨害法定赡养义务之履行者为限。我国台湾1998年《行政执行法》第3条规定：”行政执行，应依公平合理之原则，兼顾公共利益与人民权益之维护，以适当之方法为之，不得逾达成执行目的之必要限度。“葡萄牙1996年《行政程序法》第151条规定：”（1）公共行政当局机关除非事先作出行政行为，赋予拟限制使私人的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受限制的事实行为或行动正当名义，否则不得采取该等行为或行动，但紧急避险的情况除外。（2）在执行行政行为时，应尽可能采用能确保完全实现行政行为的目标，以及对私人的权利与利益造成较少损失的方法。“我国行政强制立法程序尚未正式启动，行政强制实践中尚无此原则加以规范，有的行政机关出于个人或者部门私利，在行政强制中扩大行政强制范围，损坏行政相对人的财物等现象并不少见，如在拆除违章建筑时，故意毁坏砖瓦、木材，使行政相对人无法再利用，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实施行政强制应当作现场笔录。德国1957年《莱茵邦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第12条规定：“所有非以文书而为执行行为者，应加记录。记录应包括下列之事项：（1）记录之地点及时间。（2）略记执行时之情况及执行之标的物。（3）指示法律上许可之救济方法。（4）所遇见与执行有关之人之姓名。（5）上款之人之签名，及记载该签名在已被朗读，供阅览后已得承诺之情况下所为者。（6）记录人之签名。上项第五款所列要件有欠缺时，应记载其理由。执行债务者不在时之执行，执行官署应将记录之誊本送达于执行债务者。”现场笔录的意义在于行政主体为事后对抗行政相对人提出异议。因此，法律必须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的现款笔录作出明确规定。

　　行政强制实施之后，行政主体应当向行政相对人征收合理的执行费用。行政主体根据需要也可以事先向行政相对人收取一定的费用，待行政强制实施完毕后根据多还少补原则结算费用。一般认为，行政强制征收费用只能在代执行中，直接执行行政主体不得向行政相对人征收费用，因为，直接行政强制是行政主体的职务行为，其费用已有行政相对人通过纳税支付，如再征收行政强制实施费用，构成了行政相对人双重交费。因此，一般国家立法均规定代执行的征费。[28][1]

　　四、行政强制程序违法及其救济

　　（一）行政强制程序违法

　　行政强制程序违法是行政强制违法的类型之一，它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强制权时，不仅要有行政实体法的依据，而且也要符合法定行政程序。一般认为，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强制时违反法定行政程序，则构成了行政强制程序违法，我国行政诉讼法也作出了体现这一法理观点的具体规定。[29][2]这一观点在行政法理上也许并没有多大的错误，但我们难以断定依据此观点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不会产生任何困惑。因为无论从法理上还实践上，界定行政强制程序违法标准的难度远远超过认定行政实体违法的标准，如在法国，行政行为“形式上的缺陷”和“程序滥用”是两种行政程序违法的具体表现：

　　1.形式上的缺陷。形式上的缺陷是指行政行为欠缺必要的形式或程序，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行政行为的这种形式和程序是由法律、法规或者法的一般原则所规定。然而，法律规定行政行为的形式和程序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为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的是为了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前所采取必要的准备，也可能是为了协调各部门的活动。所以，各种各样的行政程序和形式的作用并不一致，违反行政程序的后果也不尽一致。

　　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对于行政程序违法的结果在处理上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一方面，行政法院必须考虑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行政效率。基此，法国行政法院在处理行政程序违法这个问题上，作出了如下区别对待：

　　（1）区别主要的形式和次要的形式。所谓主要形式，就是指能够影响行政决定内容的形式和程序。只有违反主要形式才构成撤销的理由，违反次要程序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如对于当事人不利的行政决定必须说明理由，受处分的当事人有防卫的权利，都是能够影响行政决定内容的形式。而对于法定调查期间，只要主要的事实已经调查清楚，形式上不符合规定的期间，也不构成影响行政决定内容的理由。

　　（2）区别形式的目的是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或者是保护行政机关的利益。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反前者的规定，则构成行政决定撤销的理由；如果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反后者的规定，则当事人不能作为一个提起诉讼的理由。

　　（3）区别行政决定实施的具体情况。行政机关在紧急情况或者特殊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在不遵守法定形式和程序的情况下作出行政决定。但这种紧急情况或者特殊情况是否存在，必须经行政法院审查。

　　（4）区别能否可以补正的形式。除法律规定外，法国行政法院的判例认为下列两种情况是可以补正的：第一，物质上的遗漏和错误；第二，在某些情况下，如行政相对人的同意，行政机关可以消除形式上的违法。

　　2、程序违法。程序违法作为权力滥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指行政机关利用某种程序，达到另外一种比较困难或者效力较低的程序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程序违法的本质是行政机关滥用程序自由裁量权。[30][1]

　　在英国，行政法吸纳了普通法中自然公正原则，程序公正要求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应当公平，特别是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损害或产生不利影响时，首先应当给予公民提供一个可表达反对意见的机会，而政府或者有关官员对这些意见则必须充分地予以考虑。[31][2]“一个行政机关，在适当情况下，必须给予受到他们决定影响的人一个申诉机会，。。。。。。在没有听到他要说的话之前就剥夺他的某种权利是不公正的。”[32][3]可见，行政主体实施的行政行为违反程序公正主义原则则构成行政程序违法，在行政法中称之为程序上的越权，即指“行政机关违反成文法规定的必须遵程序而言。”[33][4]

　　美国与英国同属一个法系，也具有“法律程序至上”的历史传统。在美国行政法上，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程序也具有很高的要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没有遵守法定程序的，则构成了行政程序的违法。[34][5]在具体的行政实践中，情况是有所差别的。在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时，“除非有特别法律规定，制定规章程序基本上是有关行政机关自已的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以行政机关在颁布某项规章以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与受此规章影响的各方协商或通过其他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为由宣布规章无效。”[35][6]而在作行政裁决时，法律不仅要求行政机关遵循法定的羁束行政程序，还要求行政机关合理地选择法定的自由裁量行政程序，否则，滥用行政自由裁量程序权也将会受到法院的责难。

　　德国行政法重视对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要求，并通过其1976年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加以体现出来。在对于行政程序违法的认定上，其规定也是很有自已的特色。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如果不遵守行政程序，并不对该行政行为产生任何影响的话，这种行政行为不得因没有遵守这种程序而被宣告无效。[36][7]德国的这一规定与法国相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追求行政效率这一法律价值取向所得到的必然结论。

　　在我国，尽管至今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现行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已向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时提出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要求，[37][8]国务院部委也颁布了不少单行的行政程序规章，旨在从法律上进一步规范行政权的运作。[38][9]但是，由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理论固有的浅陋性及其行政程序自身固有的复杂性，导致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程序违法的认定标准和处理结果上依然存在着许多模糊不清的界线。这种状态既深刻地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质量，也在不自觉地淡化行政主体的行政程序法律意识。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讨论中，行政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法规规定了的即为法定程序，行政行为必须遵守，违反了即导致该行为无效。法律、法规未规定即意味着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只要没有违反一般常理，即使构滥用自由裁量权，也不会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在处理结果上，该观点认为，即使是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不发生损害或对其实体权利仅有很小影响的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从严格的法治角度讲，也是必须撤销的。但从效率上讲，有条件地维持也是可取的，当然从长远的眼光看，应当一律不承认其效力，并责成行政机关重新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9][10]这种观点所产生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将这种观点运用到司法实施中所产生的缺乏可操作性之弱点又使人们感到它并没有真正彻底解决本文所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基于各国行政法理上对行政程序违法的论述，对于行政强制程序违法的认定，我认为应当确定如下标准：

　　1.法定行政强制程序与自主强制行政程序

　　从司法审查角度看，只有将行政强制程序限定在法定范围内来讨论认定其违法标准才具有法律意义。与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程序相对的自主行政强制程序是行政主体自我约束的一种准则，在自主行政强制程序中不发生是否违法的问题。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是一国为了权衡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和提高行政效率这一双重的行政程序价值目标，从而将一些行为程序法律化的产物。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并非一定要以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形式加以体现和确立。实际上在许多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的国家（包括中国）中也存在着许多单行的或者与行政实体法律规范相混合的行政强制程序性法律规范。

　　在我国行政法理论中，遵守法定行政强制程序作为行政行为的一个有效条件已为人们所公认。1989年行政诉讼法则首次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向行政主体提出了行政行为在行政程序上的合法性要求。但对法定行政强制程序中“法”的外延应当如何界定，至今还没有权威性的法律解释。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法规规定了的即为法定程序，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法律、法规未规定即意味着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40][1]显然，这种观点是将这里的“法”界定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我认为，这一观点将规章排除在“法”的界域之外并不妥当。因为，其一，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行政主体所遵循的法定行政强制程序不少由规章设定的。尽管这些规章本身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将这些规章所规定的行政强制程序排除在“法律程序”之外，必然会得出这些规章所设定的行政强制程序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结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违反规章所设定的行政强制程序也不会受到法院的责难。这样，由宪法所赋予有关行政主体制定规章的权力就变得没有任何宪政意义。[41][2]其二，我国目前几乎所有的行政法学教科书和著作都毫不例外地将规章列为行政法的法律渊源，是行政法的一个极其重在的组成部份。因此，否定规章所设定的行政强制程序不是法定行政程序，在法理上是难以自园其说的。其三、行政诉讼法将“法律、法规”列为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对规章仅作参照，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得出规章不属于法的范畴的结论，更不能将此规定扩大适用到非行政诉讼领域中。何种行政强制程序为法定程序，不应取决于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依据范围，而是设定行政强制程序规范的实际效力。我国现阶段大多数行政强制程序都会出自规章，且规章在行政权运作中均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法律约束力。所以，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应是法律、法规和规章所设定的行政强制程序。

　　然而法定行政程序中的“法”是否仅限于成文法？这也是一个应当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法就是成文法的条文”这一观念在社会成员中根深蒂固，以至于绝大多数执法人员的心目中只有法律条文，没有法律精神，除了成文的法律条文外，其他没有任何规则可以成为权力行使的依据，执法人员，尤其是法官都变成了适用法律的机器。

　　成文法的局限性在当今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共识。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不能指望成文法本身的完善。无论立法者的立法技术多么高超，成文法中的局限性则是永远存在的。因此，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只能借助于成文法以外的规则。这些规则应当是：

　　（1）惯例。由于行政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立法的相对滞后性，因此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在没有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创造出某些行政惯例来确保行政权运作的公正性。如对于表明身份应以何种方式，在实践中，出示工作证就成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表明身份的一种惯例，有时也有出具单位介绍信的方式表明身份。对于这种惯例，除非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有相反的规定，否则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2）公理。公理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的存在和发展的价值。违背公理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否定。公理具有符合和体现客观规律之特点，因此，它与人的价值基本保持一致。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是一种理性的活动，虽然实际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反映到行政程序上的公理行政主体必须遵守，否则，就难以确保行政权运用的合法性。如在行政执法中，当着当事人面所封存在的样品，行政主体不得背着当事人拆封，无论行政主体基于何种动机，都是违反公理性的行政程序，不具有合法性。[42][1]

　　（3）法理。法理作为一种理论可以指导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条文和法律现象。不重视法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应用，往往难以公正地适用法律。法理实质上是一种法律精神，是高于成文法的一种法律思想。当成文法不能解决现实生活所出现的问题时，法理应当是法官心目中一个不得违反的准则。如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时，在程序的步骤、方式上不得颠倒、跨越，否则，构成违反法定程序。这一规则不见于成文法的规定，但在法理上却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规则。

　　（4）判例。我国不实行判例法制度，不管今后我国是否实行判例法制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判例法制度在中国成立的可能性值得质疑。但是判例研究的意义则不可忽视。”[43][2]这种意义我认为至少在弥补成文法局限性方面具有其他规则不可替代的功能。基于行政诉讼立法目的，法院在行政程序方面可以司法能动性创造判例，以进一步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运作。上述内容也应当成为法定行政强制程序中“法”的内涵之一。

　　自主行政强制程序是行政主体根据行使行政权的需要而自行设定的行为程序，其功能在于通过强化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上的自律能力，以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一般来说，法院在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对行政主体是否遵循了自主行政强制程序并不感兴趣。在一个法治的国家中，无论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度多么高，法律必然要为自主行政强制程序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这一方面是因为行政管理事务的广泛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决定了法律难以将所有行政程序法律化。另一方面是行政效率要求法律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保留部分自主行政强制程序的设定权。从长远的目光看，提高行政程序法律化的程度应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一个趋势。

　　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违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构成行政强制程序违法；违反自主行政强制程序，则不构成行政强制程序违法。

　　2.强制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与任意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

　　以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时对所应遵循的法定程序是否可以自主选择为标准，将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划分为强制性法定强制行政程序与任意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

　　强制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对所遵循的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没有自主选择的余地，它必须是无条件的、不折不扣地执行。至于何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应当列入强制性范围，既取决于人们对某种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所规范的行政行为内容的重要性的认可程度，又与人们对行政法治原则精神悟解深度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一国的行政程序法的功能在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则其将会扩大强制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适用范围。因为强制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功能侧重于有效地制约行政权，以确保行政权的合法运行。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任意性法定强制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对所遵循的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依职权作出自主选择的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如在盐业行政执法程序中，盐业行政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时是否要进行现场勘查，则取决于对查案取证是否必要的实际情况。[44][1]为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保留任意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是基于行政自由裁量权客观存在的现状。在行政领域中，“法律只规定行政行为的一些原则，留出余地以便执法者根据实际情况自由裁量。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是现代行政的特色。”[45][2]但是，“如我们说由某当局在其自由裁量之内做某事的时候，崐自由裁量权意味着，根据合理和公正的原则做某事，而不是依据个人意见做某事；。。。。。。根据法律做某事，而不是根据个人好恶做某事。自由裁量权不应是专断的、含糊不清的、捉摸不定的权力，而应是法定的，有一定之规的权力。”[46][3]所以，行政主体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不是可以免受法律干涉的城堡；法律授予其行政自由裁量权时，实质上已经暗示了行政主体必须合法、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主体对任意性法定强制行政程序进行自由裁量时也必须如此。1976年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0条更是作出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被授权依其裁量作出决定时，其裁量权之行使应符合授权的目的，并应遵守法律规定的裁量范围。”

　　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不遵守强制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和任意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时，则构成行政强制程序的违法。但如果行政主体在任意性法定行政强制程序内作了不合理的选择，并产生了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后果时，也构成行政强制程序的违法。

　　2.行政强制程序违法及其司法审查

　　司法审查的标准是指法院对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遵循的法定行政强制程序采用合法性审查还是兼采合理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由此对行政强制法定行政程序采用合法性审查标准已不容置疑。

　　法院依据合法性和合理性标准对行政法定行政程序进行司法审查后，如果认定行政主体所实施的行政强制在行政程序上有违法的情况时，应当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但是，由于行政强制程序自身所固有的复杂性，从而在实践中导致了行政强制程序违法与法院对该行政强制行为作出撤销判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其他国家法院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经常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如法国，对行政强制程序违法是否应当撤销，与所违反的行政强制程序是否是主要形式，是否是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是否是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以及是否事后可以补正等因素具有直接的关系。但羁束权限的行政行为，只要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形式违法不构成撤销理由。[47][1]

　　在国内，我们可以说法院对行政强制程序的司法审查远远没有对行政实体那样得心应手。除了我国至今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外，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法院在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中缺乏司法能动性、灵活性，而这又与我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所表现出的淡漠的法律程序观念有关。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应当判决撤销。但实践显示此规定并非科学、可行。所以，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撤销的具体行政行为远远少于行政主体违反实体法律所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当明晰法院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行为所遵循的法定行政强制程序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价值是什么？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一法律价值是双重的，其一是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它体现了法的公平；其二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它体现了法的效率。所以这一法律价值应当是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但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取公正。其次，基于这一法律价值取向，法院对行政主体违法定行政强制程序的行政强制行为是否应当撤销，必须考虑以下两大标准：

　　（1）是否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行政强制行为在程序上以发生违法的情况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院应当依法判决撤销；反之，法院应当在判决中认定行政强制行为在程序上已构成违法，并依法判决维持，但法院应当通过司法建议给予行政主体必要的警示。

　　（2）是否产生了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后果？

　　如果行政强制行为在程序上发生违法的情况产生了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后果，且行政相对人保留这一法律后果并不违法现行的法律、法规，也不损害国家、社会或者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那么法院不应当依法判决撤销，但对这种情况法院应当通过司法建议给予必要的警示；反之，法院应当依法判决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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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2]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法律现象。我国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行政机关不能将宪法规范作为行政权的直接依据，公民不能直接依据宪法主张权利和自由，但在实践中却形成了这一“宪法惯例”。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

　　[4]德国于1953年4月27日颁布了《联邦德国行政执行法》，奥地利于1925年7月26日制定了《奥地利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日本于1948年5月15日制定了《日本代执行法》，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11月11日修订公布了《行政执行法》。

　　[5]（英）丹宁著：《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6]季卫东：《程序比较论》，《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2期。

　　[7]江必新等：《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8]傅宗华等：《实用行政程序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0─74页。

　　[9]应松年：《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10]罗傅贤：《行政程序法基础理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印行，第57─67页。

　　[11]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章。

　　[12]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181页。

　　[13]关于这个问题，可参阅徐国栋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5页。

　　[15]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16]（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6页。

　　[17]叶必丰：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程序，《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4期

　　[18]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第222页。

　　[19]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中较一致地认为，行政主体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虽然有学者对此概念提出了质疑与完善思路，如张树义教授的《行政主体研究》（《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但迄今为止行政主体仍然是我国行政法学的基础性概念。

　　“法律上的到达”和与之相对应的“事实上的到达”是告诫结果的两种状态。事实上的到达是指行政相对人客观上确实知悉了告诫的内容。如行政主体将告诫法律文书当面交给当事人。如果我们采用“事实上的到达”作为标准，那么，不仅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确保行政主体有效地行使行政权，而且行政相对人也可能会借口不知道行政行为，从而导致行政强制无法进行。因此，本文采用“法律上的到达”的标准。

　　[20]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从“通知义务”、“通知的免除”、“通知的内容”、“通知的时间”和“通知的方式”等五个方面对行政行为的告知作出详细的规定。具体内容可以参见该法典第66条—70条的规定。

　　[21]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0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宣告后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不在场的，行政机关应当在七天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22]Sir William Wade，Administrative Law ，Clarendon press.Oxford，1994，P.531.

　　[23]法律上的推定是指从某一事实推出另一事实的一种方法。西方法学上对推定较权威的解释是：“从其他已确定的事实必然或可以推断出的事实推论或结论。”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中文版），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14页。

　　[24]关于这一点我国行政诉讼法已经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年3月10日）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

　　[25]中国台湾1998年《行政执行法》第五条规定：“行政执行不得于夜间、星期日或其他休息日为之。但执行机关认为情况紧迫或征得义务人同意者，不在此限。日间已开始执行者，得继续之夜间。” 德国1957年《莱茵邦柏尔兹行政强制执行法》第八条（夜间、星期日及法定假日之执行）规定：“夜间、星期日及法定假日之执行行为，仅以持有执行官署之书面许可始得为之。执行时应出示许可证。称夜间者，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系指二十一时至四时，十一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系指二十一时至六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72年《边防警察法》第25条规定：“  （三）为了避免对公众的危害或为了防止某些人的生命受到危害，依照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夜间也可进入和搜查住宅。四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间，夜间是指二十一点至凌晨四点的时间，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期间，夜间是指二十一点至早晨六点的时间。”

　　[26]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台湾三民书局，第225页。

　　[27]如德国1953年《行政强制执行法》第19条（费用）规定：“1.对依本法所采取的职务行为费用（规费和垫款），应根据税捐法第337条第1款、第338条至第346条征收。报告义务人、监定人和受托人的赔偿担保，适用税捐法第107条以及第318条第2款规定。2.对根据第3条第3款所作的催告须征收催告费。催告数额不超过100马克时，催告费为数额的1%，超出时为0.5%，但不得低于1.5马克，不得超过100马克。催告费进位至10分尼整数。”奥地利1925年《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第6条规定：“（1）按照第五条所科之罚金，拨归负担执行官署行政费用之地方团体。（2）对于义务人之收押，适用强制执行法第三六0条至三六二条及第三六五条之规定，如由法院收押，其因此所支出之费用，按照有关司法罚执行费用征收办法之规定，向义务人征收之。”日本1948年《行政代执行法》第五条规定：“对于代执行所征收的费用，应以文书命令义务人按照实际需要的费用额及规定的期日交纳。”该法第六条：“代执行所需要的费用，可比照拖延交纳国税处分的规定征收。对于代执行所需的费用，行政机关具有仅次于国税及地方税地位的优先取得特权。征收代执行所需要的费用时，其收费按照事务费的归属，为国库或地方公共团体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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