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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要真正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还得首先为社会利益寻找到一个新的代表者与维护者,也即是说经济法在干预经济的外力选择上应在国家行政机关之外寻求一个能独立代表社会利益的干预主体。唯有如此,才能产生一类新的社会关系作为从原有的经济管理关系中分离出来的经济法因子的载体,从而产生一类作为经济法单独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而原有的经济管理关系也因经济法因子的抽离而纯化为纯行政关系,这样,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便可毫无瓜葛的划分开来。
既然要破解悖论就需为社会利益寻找一个独立的代表主体,那接下来的则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制度设计问题:由什么组织来充当社会利益的独立代表主体。笔者以为,这类组织至少应具备两个基本特性:其一,独立性。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主体,必须独立于行政机关及其他组织,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其在社会利益的维护过程中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二,公共性。该类组织必须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并能够提供公共物品。就目前世界各国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已经提供了两类符合条件的组织。第一,“无头的第四部门”。所谓“无头的第四部门”是指国外近代所出现的一些集立法飞行政、司法于一身的独立的经济管理机关,如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联邦储备委员会及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等。这些新型的国家机关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且具有与传统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不同的法律属性,难以划入传统的国家机关之列,因此1937年美国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将其称为“无头的第四部门”。[6]这种所谓的第四部门大多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利益为其宗旨,且具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法律地位,因此可以不受国家利益的影响而实现社会利益的优化调控;第二,社会中间层团体。社会中间层团体是20世纪末席卷全球的“第三部门”运动的主角,这是一种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非营利性的市民经济社会的自治性组织,它有自己的经费来源和独立的法律地位,并以社会公共利益和团体利益的实现和维护为宗旨且能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我国的一些行业协会及消费者保护协会即属此类。
既然有关的理论和实践已经提供了符合条件的组织,那接下来的问题又将是:原来由行政机关所承担的经济干预任务能否完全交由这两类主体实施。但由于目前我国法学界相关研究的缺乏,因此这一问题尚无定论甚至可以说无人研究,笔者在此无意也无能力对这一问题下结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由这两类组织作为干预主体能更好的实现社会利益和干预经济的任务,并能有效的防止政府失灵,因此二者必将要逐步承担起干预经济的任务。而且,这还将是一个动态的领域,随着相关理论和制度的不断完善,行政机关承担的经济干预任务完全交由这两类主体也未尝不可。
虽然经济干预的任务能否完全交由“无头的第四部门”和社会中间层团体去实施尚无定论,但目前社会中间层的兴起已经对传统的经济法理论构成了变革,“市场失灵——国家干预”的经济法理论轴心为“市场失灵——社会公共干预”所取代。社会公共干预是一种系统的干预,包括政府干预、“第四部门”的干预和社团干预。在多个干预主体的系统干预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也由原来的全部由行政机关干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分化为由行政机关的干预、“第四部门”的干预和社团干预所形成的三部分社会关系,这样,经济法便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壤:“第四部门”的干预和社团干预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从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界线便可大致划定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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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
[3]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4]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5]鲁篱。论经济法之独立性——经济行政法之批判。载于李昌麒主编。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一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254页。
[6]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治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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