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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不愿”，就是分配公平，公职人员有一份比较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谁也不愿意为贪小便宜而失去较为丰厚的工作报酬和生活保障。历史与现实表明，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象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这样，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因为，在物质利诱面前，公务员必须权衡一下是否值得为一时的眼前利益而牺牲自己的“金饭碗”。所以说，通过法律和规范把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和退休后的优厚待遇规范化、制度化，这是公务员廉洁奉公的思想作风得以培植和强化的物质基础。
四、以法护廉，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惩治腐败，建设廉政，是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需要运用教育的、行政的、法律的多种手段，才能取得成效。而在这诸多的手段中，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过去，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突击搞运动、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通过把外在的价值标准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取向，对人们的行为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树立法律权威，把廉政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不以个人品质和意志为转移，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廉政建设的制度化、经常化和有序化。正如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所说：“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②当前，加强廉政法制化建设，关键是要完善立法，严格执法。
首先，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也就是说，要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是非，用客观标准确认廉政、腐败的内含和外延，用法律规定衡量国家公务人员是否违背人民的意志，是否有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廉政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这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前提条件和重要环节。为了完善廉政立法，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廉政法》、《反贪污贿赂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经济活动实名法》、《党内监督条例》、《党纪处分条例》等，以便把廉政建设以及监督机关的职能、权力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明确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禁止做的，违反了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使公职人员有必须遵守的具体规范，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除了重视制定有关事后惩戒性的法规外，更要加强事前预防性法规的制定，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的、严格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不可否认，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了许多政策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其十几个补充规定、《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百多个法律、法律性文件以及政策性文件之中。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就总体而言，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多，政策性的规定占据主要地位；缺乏整体性和配套性；应急性多，稳定性少；惩罚性规定较多，预防性规定较少；原则性强，操作性差。因此，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廉政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不能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其次，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这就要求我们破除“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传统认识，坚持教育惩处并重，把惩处腐败分子作为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从严治“长”的重要措施来抓。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针对这一时期腐败现象的新特点，我们认为惩处的重点部门应是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惩处的重点内容是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以权谋私、金融诈骗、挥霍人民财产、腐化堕落等行为；惩处的重点对象是违法违纪的党政领导干部和搞权钱交易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在惩治腐败的过程中，我们要严格执纪执法，绝不允许存在“空档”、“特区”，不能搞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同样，对于违反法律的，也不管是什么人，一律严惩。既要实行法纪、党纪、政纪严惩，又要实行经济制裁，使其财、位、权三空，够不上纪律处分的，要变动其岗位，改变其谋私的条件和环境，借以有效地警戒后人，使之望贪却步。
注释：①《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２页。②《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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