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刑事法律中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之辨析(2)

2015-05-08 02:15

导读：设立绝对责任的目的部分地是希望能更有效地提醒和促使公众注意避免触犯条例或法律，避免作出为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注意避免违反某种特定的法律义

　设立绝对责任的目的部分地是希望能更有效地提醒和促使公众注意避免触犯条例或法律，避免作出为法律禁止的行为，或者注意避免违反某种特定的法律义务，但能否真能达到这一目的，目前尚存在争论。持否定态度者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绝对责任会导致人们“注意”程度的提高。如果一个人已经采取了一切合理的预先警告的措施，但当他知道无论他如何地“注意”，当真的出现损害结果时他都将不会有任何辩护理由和机会时，他就不会再采取另外的措施了。如果他确实已经尽了他的能力，运用了他的“注意”，那么对他定罪会违反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而且这种定罪的不公平性会导致对法律的讽刺和践踏。

　　由于以上原因，而且严格责任被认为是与绝对责任接近但比绝对责任合理的制度，因此绝对责任的运用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适用绝对责任的案例在数字上也很少。只有在行为必须用刑罚禁止而犯意又确实难以证明、或要证明犯意会不利于禁止某类必须禁止的行为时，立法机关才会确立；也只有在法官认为条例明确表明适用绝对责任的场合，法官才会选择适用。

　　三、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是在社会经历由个人利益的保护向社会和公众利益的保护的重点转移，而传统的刑罚不应加于无过错者身上的原则备受限制的情况下逐步产生的。它们是运用犯罪构成的要素处理被告的刑事责任的过程中存在的两个例外情况，所有关于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讨论都是在犯意和刑事责任的关系的探讨中展开和完成的。但是，另一方面，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又是反映着对犯意要求的不同程度的两个词，它们是有区别的。

　　1.从适用范围来看

　　由于各国的关注点不同，因此侵犯社会福利犯罪包括哪些内容，各国或地区的情况仍会有所不同。（注：见〔4〕，第68～70 页；罗德立等：《香港刑法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一般来说，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主要是违反食品卫生的行为，例如在菲茨帕特里克诉凯利一案和罗伯茨诉埃杰顿一案中提到的出卖掺假食品；（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第二类是违反酒类管理的行为，如把酒卖给具有特殊身份的人，包括未成年人，谢拉斯诉德·鲁曾一案中提到的当值警官和在坎迪诉勒考科一案中提到的已喝醉酒的人（注： Professor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3.）等。这第一、二类的情况在早期的案例中经常见到；第三类是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如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等；第四类是一些属于普通法上的犯罪，如中伤性诽谤、亵渎性诽谤和某些公害行为，（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8页。）例如工厂发出噪声、污水流进了河道、臭味散发给了邻近公众带来严重不便等；第五类是被认为对公众安全有潜在危害的其他行为，如在毕晓普案件中提到的在一所没有执照的房子里接纳了精神病患者（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等。从性质上来看，上述的行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或“真正意义上的犯罪，而是为了公众的利益需要用刑罚加以禁止的行为”。内容来自www.nseac.com
　与严格责任不同，绝对责任适用的面比较分散。从司法实践来看，适用绝对责任的情况主要见于：（1 ）条例中明确表明适用绝对责任的侵犯社会福利犯罪，如没有医生的处方而拥有为法律所禁止的麻醉剂，出售没有附充分告诫的潜在危险药品（注：〔美〕罗伯特·考特等：《法和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12页。）和非法倾倒有毒废物等。也就是说，除了条例明确表明适用绝对责任或要求检察官证明犯意的少数场合，公共福利犯罪主要适用严格责任（注： 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86.）；（2）个别由刑法典规定的不把犯意作为必要要件的犯罪，例如一个男子与一个不满法定年龄的女子发生性行为，虽然该女子是自愿的，而那男子也误认为该女子已过了法定年龄，不具有通常所说的犯意，仍构成强奸罪。又如引诱一个不满法定年龄的少女脱离其监护人的监管，尽管被告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该少女已满法定年龄，仍被定罪（注：〔英〕鲁班特·克罗斯等：《英国刑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7页。）。

　　2.从举证责任及犯意不存在的情况对定罪的影响来看

　　对于刑事案件，一直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控方在对被告提出刑事检控的同时，必须提供相应的包括证明被告行为、犯意及其因果关系的证据。如果控方能提供足以使被告定罪的证据，则被告会被定罪；反之，被告则会被无罪释放。但这种情况在实行严格责任的案件中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包括两方面：（1 ）举证的内容划分为两部分：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和关于与行为相关的犯意的证明；（2 ）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对被告实施的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仍由控方进行，但对被告的与行为相关的犯意的证明则交由被告进行。也就是说，在被告的行为经控方证明是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被告能提出合理的抗辩事由以证明自己在实施该行为时不存在过错，或者在过失的情形下证明自己已尽注意的责任，则会被判无罪；反之则会被定罪。

　　但在绝对责任的情形下，被告有没有犯意并不需要证明，只要被告实施了为法律禁止的行为，即被定罪。

　　可见，不论是在严格责任的场合还是在绝对责任的情况下，无犯意的情形都是存在的，但适用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结果是不一样的；只有在严格责任的场合，它对被告才有意义。

　　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上述区别使法院把它们具体适用于案件的工作具有意义，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条例或普通法中清楚显示它设立的是严格责任还是绝对责任的情况很少，因此在法院分析相关立法的意图，决定具体案件的适用时，往往感到困惑。例如在斯威特诉帕斯利（Sweet v. Parsley）（注：（1970） AC 132， cited in Professor Bernard Brown， 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6.）一案里，对于斯威特因为其租户在她的房子里服食大麻，违反1965年《危险药品法》第5条b款规定的行为究竟是绝对责任犯罪还是严格责任犯罪，高等法院与上议院的态度截然不同。上议院议员里德在判词中指出，在大量的没有清楚显示是适用严格责任还是绝对责任的案件中，只能假定立法机关不打算把那些不存在可责难的过错的行为定罪。（注：Professor Bernard Brown，Professor G Ferguson： Criminal Law， 1997， P176.）

　　四、关于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简要评价

　　作为与以过错为归责根据相区别的刑事制度，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是两个遵循不同的归责原则的责任判断过程。严格责任在运用的早期主要是以把犯意的证明排斥于归责过程为特征，而这一点与后来实行的绝对责任极为相似。

　　由于严格责任适用的犯罪大部分是过失犯罪，因此，它的设定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严格责任能更有效地迫使有关人士更负责任地注意他们的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行为。例如，它可以使一个卖肉的人更为小心负责地注意他所出售的肉是否适合购买者消费，可以使一个酒馆老板更加留意和关心他的顾客是否具有法律禁止的情形。事实上，由于侵犯公共福利犯罪的控制效果主要在于潜在犯罪人而不是潜在被害人的预防程度，而严格责任所实行的部分举证责任转移消除了追究被告刑事责任的在犯意证明上的困难，实际上无形中加大了被告和潜在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能，因此严格责任的实施有助于帮助潜在犯罪人抑制犯罪和再犯罪，因而在预防侵犯公共福利犯罪和再犯罪方面，严格责任的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而相对来讲，绝对责任的设立更侧重于对犯罪的惩治而不是预防。由于在绝对责任的情形下，无过错并不能成为辩护的理由，因此在预防犯罪方面，它几乎是没有效率的。因此绝对责任的适用可以理解为是国家为了打击某类犯罪，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众或被害者的利益而在对这些犯罪的犯意查证存在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由于在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的情况下，控方在诉讼中的责任虽然程度上有所差别，但与他在以过错为归责根据的场合相比都要小得多，因此在减小诉讼成本和提高案件审理效率方面，严格责任与绝对责任的作用可谓是异曲同工。（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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