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1)(2)
2015-05-15 01:30
导读：三、通过刑事司法权的调整，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 突出裁判权对行刑阶段的介入，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这是本文对刑事司法权进行合理
三、通过刑事司法权的调整，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
突出裁判权对行刑阶段的介入，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这是本文对刑事司法权进行合理配置的基本立场。它与主张强化执行部门的权力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司法权是存在于国家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与个人之外的中立力量，它由此载现社会公正，简称司法独立。而刑事司法权作为权力整体，不仅在结构上集合了各种组织因素，在功能上还应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加上它相对立法权、行政权存在的独立性，表明这一权力有其内在的核心——刑事裁判权。具体从行刑领域看，刑事执行权对刑事裁决权的依附、拱卫，以及两种法律权力的耦合与连动，对行刑整体运行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
须事先说明的是，本文从刑事法实践状态，谈刑事裁判权与刑事执行权（注：刑事裁判权与刑事执行权都是针对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而设置的权力形式。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刑事执行没有包括劳动教养等行政性强制制裁形式。）的关系，旨在讨论权力机制的实际架构。在刑事法机制研究中，刑罚权是一个相当耳熟的概念。刑罚权分为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的权力内容，也有人认为它分为制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等三种权力构成。（注：详见樊凤林主编：《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2-33页。）张明楷：《
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页）。以及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但是透视刑事法律的运行过程，我们不难看到所谓量刑权、行刑权都不过是用理性分析、建构而成的抽象架构，它表现为一种理论策略，即在刑事法律活动中，把制刑、量刑、行刑等权力形式提升起来，将其归纳为一种总体形式——刑罚权。而社会实践中刑事法机制是一个多重图式，具体地说，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裁量与执行都不限于实现刑罚。因此从刑事制度构建的角度上，刑事裁判权、刑事执行权比行刑权、量刑权更容易被直接把握。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1、我们注意到无论属于那种法系，一个国家的刑罚种类时有更新，刑罚制度的变应能力较强，总是与紧密审判与行刑的做法有关。
行刑机关对刑罚更新的影响一般表现在某一特定领域，难以实现刑罚制度的整体完善。而行刑的变更方式首先取决于刑罚种类的多样化，并需要在决定刑罚时就综合考虑。因此法官对刑罚技术的选择余地越大，行刑就越显得灵活。那么在调整刑事司法权结构时，能否通过拓展法官权力，来优化行刑制度？回答是明确的。
在我国，分散性的行刑立法显然不能解决刑罚灵活适用的问题，而集中执行权的行使，尚无现实制度的可比性，利用裁判与执行活动的固有联系，突出核心权力的杠杆作用，则可以不进行大规模体制调整而解决这一问题。国外也有相关的制度经验可资借鉴。如法国学者认为，在行刑个别化措施的适用上，“最好是由法官作出决定，以防发生任何专断行为。……实际上，公共权力机关已经走上了这一道路，依据某些局部的经验已取得了较好结果。”（注：［法］卡斯东·斯特芬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52。）而且根据法国刑诉法规定，每一个大审法院设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判决的执行，称为刑罚执行法官，该法官有权决定对犯人服刑的原则和主要方式，减刑与假释等，在此之外，设置由刑罚执行法官、检察官、监狱长为主的刑罚实施委员会，制约法官的决策行为。重大问题的处理检察官也可直接行使监督权（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84。）。意大利的做法与之相似，由设置在上诉法院的监察法官负责自由刑执行中的重大事务（注：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25。），只有德国的做法不同，根据德国刑诉法第451条规定，刑罚执行由检察院负责具体实施，监狱附属于检察部门（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21。），但涉及刑罚执行的重大变更仍应由法院最终裁定。即使在俄罗期，刑罚执行部门的职责也限于行刑管理，而且行刑权分属于刑罚执行检查处、地方自治机关、劳改机关、以及国家税务机关等不同部门。看来，刑事裁判权对刑事执行权进行有效制约，是一条重要的司法经验，进而优化行刑制度，如不考虑其核心权力的支配作用，也只会徒劳无功。
中国大学排名 2、裁判权在刑事执行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符合法律运行的基本逻辑，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
在刑事司法权结构内部突出裁判权的核心作用，将其延伸到行刑阶段，不存在对社会进行权力扩张。相反它反映了司法中立对司法体制构架的基本要求，为我们引入公正、人权、效益等法律理念创造了制度条件。尤其在一个注重实效，忽略形式合理性的传统国家，这种权力结构调整对改变传统法文化意识，培养公众的法观念等，都会产生特殊意义。
而且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笔者发现：第一，从理论上说，法官适度介入行刑，会令其更关注审判后的行刑效应，改变其重裁量轻执行的心理惯势，这是提高刑事法整体效益的现实途径。比如法官可以细化管制刑执行的具体内容，如用公务性、无偿性的具体劳动形式，把管制刑的执行落到实处；可以借助于监外执行方式，扩大对未成年犯的延伸性矫治等。第二，从长远意义上说，法官在履行行刑阶段的审判职责时，可以逐步把对犯罪人施予的非刑罚化处置，纳入刑事法的程序规范，这样既确保公民权利和司法公正，又保证行刑技术的综合运用。第三，法官在一定程度上涉问行刑事务，能保证刑罚的稳妥适用，实现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保证刑事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这在现行机制运行中已有体现，比如我国刑法规定，法院行使对罪犯减刑、假释的裁决权。第四，我国刑事裁判权对刑事执行重大事务的介入，有着相当深厚的传统。法院除行使减刑、假释决定权外，还具体负责罚金刑、死刑执行等等。此时改由专门执行部门替代法院这些职能，结果可能是：裁判权对行刑运作的反映更加迟钝，而且执行权体系徒具统一形式，而缺乏实质上的支配能力。第五，刑事裁判权适度扩大对行刑阶段的渗透，能够形成统筹其运作的主干力量，并可以借助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完善行刑法律具体适用的内容与程序，拓展行刑法律完善的途径，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有关法律过于粗放的现象。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3、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中的主导作用，须相应淡化刑事执行权的独立性。
裁判权的主导地位，与我国现有刑事执行权的配置没有根本冲突，但可能招致批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行政权对刑事执行的渗入远远大过刑事裁决与刑事执行的联结，裁决权本身是一种弱项权力，加上法官队伍素质与执法要求有相当距离，传统法律理论对公、检、法、司系统制衡的诠释，人们对这一司法体制调整的效果存在疑虑。其实刑事裁决权与刑事执行权共有的消极性，是刑事法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缩的必然反应。而刑事执行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向裁判权的靠拢，形成了对核心权力的有力支持，它旨在避免司法权内部的结构冲突，减少机制内的损耗。从另一方面看，监禁刑本身所固有的封闭性和刑罚的强制特点，表明刑事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与其容忍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错存，国家权力资源过于向行政方面倾斜，不如在刑事法一体化中通过抑制执行权，寻求解脱行刑困境的途径。（注：对此我们还应从目前监狱机制的局部调整中得到启发。我国监狱属于自成一体的司法系统，因缺乏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在社会转型之初，它曾使自己长期处于财政极度困难和行刑疲于应对，而不为社会理解的状况。近年来为拓展行刑经费来源，司法部开始试办市属监狱，并有了成效。监狱双重属性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但这至少说明，表象上统一、独立的执行权体系，有可能会严重脱离社会需要而缺乏活力。）
4、重点理顺审判体制，设置刑事执行法庭负责办理受刑人的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裁决，继续负责罚金刑、死刑的执行，并扩大他们对各种刑罚转处的决定权。
走出刑事执行权的囿限，从司法独立考虑，赋予裁判权更大的自主性是现实可行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法院体制改革研讨中，健全执行机构虽受到了重视，但它却因民事案件执行难而引发，其体制调整可能会忽视刑事执行力量的专门配置，因而笔者建议成立刑事执行法庭。这样执行法官在配合国家财政部门实施罚金刑时，终于可以根据罚金执行受阻的情况，进行自由刑的替代尝试，他们可以通过对各种自由刑执行中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法律适用，摸索监禁与非监禁方式互为转处的制度经验，真正松动行刑的板结现象。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当然，刑事裁判权对自由刑执行的涉问，仍应以量刑的方式出现，它不直接干预行刑管理事务。因为自由刑的执行是一项时间长，事务相当繁重的法律活动，专门行刑机关的存在能保证刑事执行的常态运行。而且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同样不应对司法中立的原则抱以任何的偏执。裁判权的无限度膨胀带来法律程序技术与社会道德、
政治性因素的过大背离，也可能导致法律在实质上的不公正。所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执行权的相对独立又可以在司法权内部形成合理的制约力量。
四、刑事执行规范与权力的内部调整的焦点与基本走势
在完善法律规范和调整司法权关系的同时，行刑法机制内部存在的重大症结，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并提具体治理方案。而且刑事执行活动如何与社会预防犯罪机制联动，也是我们要予论证的问题。
1、为了突出刑事执行权的法律地位，有必要理顺监狱的现有体制，走出国家举债式经营的怪圈。
监狱现有体制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正像人们所认识的那样，监狱惩罚改造罪犯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经济任务，有悖于法律运行的基本原理。从现实角度看，它导致监狱机构臃肿与警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从长远意义说，它给予了国家与社会公众一种错觉，监狱有能力解决至少能部分解决行刑所需财力问题，这反而掩盖了监狱经费极度困难的现实。而且监狱经济与行刑职能相混杂，极易为司法腐败留下滋生的温床，严重影响到国家法律的尊严。但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监企合一的体制已具有相当的惯性，它的现实运作至今仍有不得已的原因。加上多重利益纠缠在一起，导致了其转型的困难。然而，就在国家对警察经费和罪犯生活经费给予基本保障，监狱生产享受国家有关税收减免待遇的情况下，监狱企业仍处于举债式经营。它已经不是在支撑行刑运作，而是维系因历史形成的监狱小社会系统。由于属国家执法的敏感部门，这种企业不存在破产问题，其整体上的经营不善必将导致更多的债务，这些债务最终都会以不同方式转嫁给国家。而事实证明，扩大生产规模并没有增加罪犯劳动的岗位，因而它不是有效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途径。对此我们不妨做一假设，如果在早些时期，国家能够把这笔债务的少量部分直接当做行刑的投入，监狱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肯定会比目前状况好。时至今日监狱体制转刑已无进退选择。因为突出监狱的法律功能，是社会需要这个最大的现实决定的，监狱经济迟早应退出行刑领域。在目前情况下笔者建议：(1)监狱法实施细则的拟制应继续回避所谓经济管理的内容；(2)国家逐步加大对监狱行刑的直接投入；(3)利用自然减员，监狱逐步缩小自己的生产规模，并有计划地把其附属性生活系统真正推向社会；(4)尝试根据监狱内部需求形成生产的内循环，或围绕公用事业进行有偿服务等。促使罪犯劳动向半职业
培训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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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事执行机制向法律的回归，是以司法中立为基础，使其活动真正为市民社会所接受。因此整个机制应考虑向社会开放。
司法独立是法律公正的制度保证。国为“法律机构与社会的必要隔阻”（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45。），能让公众对法律产生神圣感和信任感。但作为制度现象，它也有负作用。具体地说，执行权向裁判权的靠拢有可能削弱法治与社会的亲合力，而即使是监狱这一封闭性概念，都存在与社会生活有机联结的需要。监狱界于刑事法运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刑罚即成事实的情况下，受刑人监狱化与受刑人大多须重返社会生活的现实，会形成深刻的悖论。所以，我们一再被提醒行刑矫治不同于刑罚，有人将其归纳为监狱人文性与刑法规范性的对照。（注：许章润·监狱学：群众出版社，1991年．45。）看来，从社会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刑事司法权在后期运作的淡出，与它在前期的独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刑事执行领域中，通过规范与权力的合理构建引入一种社会化的非政府性的因素，意义深远。它能让公众近距离地了解监狱及其他行刑运行的状况，了解行刑司法活动性质与现实困境，感受法治，并由此增强自身预防犯罪的责任意识。而且正象著名学者福柯所言，“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会比国家自身的机制更为有力。”（注：［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63。）目前国外的主要做法是：由各种专家、学者联同有关司法官员组成刑罚实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他们参与对受刑人处遇的具体决策，并由社会志愿人员给予各类受刑人经常性的生活指导等。专家参与行刑决策不乏来自社会的批评，但社会参与行刑的做法却是应予肯定的。在我国社会力量参与行刑的具体做法还没有完全定型，但在制度建设上给予其发展空间是有必要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应当明确的是，以司法中立为基础实现执行权结构向社会的适度开放，并完善刑事执行法律内容与程序，将不同于在行政权控制下的执行模式。它经过了中间权力的过滤，能够增进社会对制度机制的信任，保证出狱人真正回归的是市民社会。在我国长期的行刑运作中，司法机关与社会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从客观上看公安基层机关与社区生活最相接近，管制、拘役刑等非监禁刑都曾是在专门机关、基层
行政管理部门和群众监督下联合完成的，并有过显著的社会效果。从纵向上看，我国劳动改造制度也长期处于半开放性状态，引入社会力量改造罪犯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刑事执行活动虽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更多地却是依赖于行政惯性的推动，加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律本身的薄弱，使得出狱人不是直接进入市民社会，而是进入了政治社会。所以一旦社会整体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政治社会之外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市民社会，加上社会转型期间基层行政部门的控制力消弱，社会各界对行刑的关注力日益淡薄等综合影响，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行刑活动顿时陷入了既无规范，又缺乏社会强力支持的困境。这表明保持行刑机制的相对封闭不是根本出路，因此在执行权向裁判权靠拢之时，应尽量保留它在管理上的社会化做法，并继续寻找引入民间力量的有效途径。
当然，社会力量进入行刑领域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所谓教育家、社会活动家、
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员，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至少不是都能准确地把握刑罚、矫治与人权保护的标准。因此有必要保持刑事执行权力的中坚作用。这样，一方面刑事执行部门兑现裁判结果，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另一方面这一权力结构的开放性，削减了刑罚的封闭特点，使其不断与外界保持交流。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五、结论
以上观点表明：在刑事执行法制的构建上，我们应更关注它的现实进程和焦点问题，而不是赋予其过于理想的色彩，并立足于刑事司法机制的整体架构，科学地论证它的后期运行。换言之，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可能不在于全盘性的制度设计，而在于核心机制的调整和内部功能的完善；可能不在于大规模的刑事执行立法，而在于持久地司法磨合，以及健全刑事执行法律的具体内容与程序。而且在行刑法规范与刑事司法权力之间，形成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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