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网络共同犯罪(1)网(2)
2015-06-21 01:08
导读：(二)网络教唆犯。所谓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网络教唆犯是指通过网络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网络教唆犯的构成特征如下： 1.网络教唆故意之认定
(二)网络教唆犯。所谓教唆犯，是指唆使他人实施犯罪。网络教唆犯是指通过网络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网络教唆犯的构成特征如下：
1.网络教唆故意之认定。教唆犯在主观方面必须有教唆他人实施犯罪的故意。首先，依据传统刑法理论，教唆犯须认识到他人尚无犯罪故意，或者犯罪故意决心还不坚定[2](P.559)。如果教唆者认识到被教唆人已经有犯罪的决意，则不能认定为教唆，要么是帮助，要么构成传授犯罪方法。其次，网络教唆故意，既包括直接故意，也包括间接故意的教唆行为。直接故意教唆者，通常通过网络直接进行教唆行为。而间接故意的教唆，主要是指行为人直接以放任之心理态度从事的教唆行为之外，如行为人为验证自己所编写的破坏性软件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而教唆他人使用，从而造成破坏的行为。另外，网站管理者明知其教唆犯罪行为而不予以制止，听之任之的，是一种不作为的教唆行为。我们认为，不作为的教唆行为，同样可以成立网络教唆犯。(注：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也是一种典型的网络帮助行为。)因为，作为网络特定服务的提供者，网络管理人有义务为自己所提供的服务保障其尽可能的安全性，如果不履行其安全维护责任，则在法律上属于典型的不作为。但是，在网站管理者由于疏忽没有察觉的情形下，其不具有放任之态度，故不成立网络教唆犯。而且，由于现代网络技术的纷繁复杂及网络事务的繁忙，期待网络管理者对其网络进行全面的、谨慎的管理是不现实的，因此，不能苛求网络管理者对此承担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网络过失教唆行为。由于网络交流的屏蔽性，造成了语言理解上一定的障碍。行为人本没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但其言语有时可能被他人所误解，客观上造成了教唆的效果。过失教唆者，不构成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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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刑法传统理论，教唆的故意，具有双重的心理状态：即在认识因素中，教唆犯不仅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会使被教唆的人产生犯罪的意图并去实施犯罪行为，而且认识到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将会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在意志因素中，教唆犯不仅希望或者放任其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者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而且希望或者放任被教唆者的犯罪行为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4](P.126)。但是，由于网络空间中教唆者与被教唆人之间的陌生以及行为的复杂性，教唆者对其教唆行为具有何种危害后果有时并不确知。如何认定其教唆故意之内容，不无困难。笔者将在教唆因果关系认定中叙述这一问题，此处不赘。
2.网络教唆行为之认定。在网络犯罪中，通过网络教唆他人实行犯罪的，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
其一，言语教唆。应当说，言语教唆是教唆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网络犯罪之教唆犯亦然。在网络犯罪中，言语教唆主要通过电子邮件、BBS、聊天工具等进行。这是教唆的固有含义。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网络进行言语教唆者，其言语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声音符号，如利用网络的音频传送功能进行教唆。但是，在更多的情形中，其表现多是通过可识别的计算机文本语言，如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教唆。无论是采取何种方式，只要其信息传递的效果，足以使他人产生犯罪之决意，便可认定为网络教唆。
其二，工具教唆。教唆行为必须是教唆特定的犯罪，即必须使被教唆者产生特定犯罪的决意。在没有言语教唆之情形下，通过相关行为、提供特定犯罪之犯罪工具者，亦有成立教唆之可能。例如，通过计算机网络，直接向他人发送一种侵犯特定系统的黑客软件。在传统教唆中，事实上也存在工具教唆的可能，例如，行为人将自己窃取的仓库钥匙交给另一无盗窃决意之行为人，虽没有言语上的表示，但其教唆意图昭然。因此，关键是认定该教唆者之实际行为是否足以使被教唆者产生犯罪决意。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3.网络教唆对象之认定。其一，关于教唆对象身份的认定。根据我国刑法学通行理论，教唆的对象首先必须是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教唆不满14周岁的人犯罪或者教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刑法典第17条第2款所规定的犯罪之外的犯罪，以及教唆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犯罪的，属于间接正犯，不能成立教唆犯[5](P.220)。在网络中，在教唆者对被教唆者身份不明知的情形下，教唆未成年人实施侵害行为的，应以事实认识错误论，(注：关于这点，在刑法理论上众说纷纭，主要的观点有教唆犯说、间接正犯说与过失说。(参见陈兴良著：《共同犯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7页)笔者认为教唆犯说更为适宜。)对教唆者而言，不成立间接正犯，而属于教唆犯。需要明确的是，明知并不等于确知。在现在上网人数中青少年占相当大比例的情形下，教唆者对被教唆者身份，往往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态度。但在行为人明知对方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或者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场合，行为人构成间接正犯。
其二，关于教唆对象范围的认定。在刑法学上，教唆行为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如果教唆的对象不特定，则为“煽动”，不属于教唆[6](P.314)。在普通犯罪中，由于行为人之间的可知性，关于如何确定“特定”之范围并无困难。但在网络犯罪中，对象的不可知，造成了认定上的困难。一般来说，于因特网上利用信息交流工具，如电子布告栏系统(BBS)，进行“煽动”犯罪的情形，以及提供针对特定系统之破坏软件供人下载使用的行为，因教唆对象之不特定，而不属于教唆犯。但是，在特定之情形下，如何认定对象之特定不无困难。如利用聊天工具，在一个聊天室中进行犯罪的教唆行为。在这里，网络聊天室构成了一个虚拟的具有特定范围的空间(房间)，在这个特定空间中聊天的人总是特定的。进一步讲，即使是教唆者针对网络中的具体对象进行教唆行为，由于对被教唆人身份的不确知，有时甚至是毫无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教唆，能否认定为教唆犯呢?笔者认为，教唆对象必须是特定的，教唆行为既可以是一次性对一人实施教唆行为，也可以是一次性对数人实施教唆。这一点，在利用电子邮件进行教唆时并无疑问。但是，在利用BBS等开放式交流手段的情形下，其教唆言语可能被其他人所触及。因此，在认定时须严格限定教唆者具体教唆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其他非教唆者所明确教唆针对之对象者，不属于教唆对象之特定范围。
大学排名 4.教唆因果关系之认定。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教唆者须对自己教唆行为的性质及危害后果有明确的认识，即行为人应预见到自己的教唆行为将引起被教唆人产生某种犯罪的故意并实施该种犯罪。但是，在网络犯罪中，由于网络连接的广泛性以及技术的复杂性，有时行为人对特定行为所导致的危害后果并不明知。在许多情形下，行为人具有损害扰乱网络正常秩序之教唆故意，无论被教唆者具体实施何种危害行为，均不违背其本意。亦即在网络犯罪之情形下，由于网络之复杂性，行为人在诸多情形下并不明了其教唆行为之危害性。例如，教唆者向被教唆者推荐一种黑客软件，但其并不明知该软件之危害性，因而，虽然行为人对该软件所可能造成危害网络安全的结果是明知的，却未必知道其具体危害。因此，何种危害后果属于与其教唆行为具有因果关系之后果，认定较为困难。虽然可以将教唆者此种情形下之教唆故意认定为概括之故意，以实际发生危害之后果认定其教唆因果关系之存在。但单纯考虑实际发生之危害后果，则显然有悖于刑罚之公正性，有客观归罪之嫌。因此，笔者主张，解决网络教唆犯刑事责任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将网络教唆行为单独定罪处罚。
(三)网络帮助犯。所谓帮助犯，是指故意帮助他人实行犯罪。而网络帮助犯，如前所述，应是指通过网络于他人犯罪提供帮助之情形。网络帮助犯的构成特征如下：
1.网络帮助故意之认定。所谓帮助故意，是指明知自己是在帮助他人实行犯罪，希望或者放任其帮助行为为他人实行犯罪创造便利条件，并希望或者放任实行行为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4](P.133)。网络帮助故意在作为犯之情形下一般与普通犯罪并无不同。而在以不作为形式的网络犯罪中，难以认定。这主要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责任问题。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ISP自行得知或者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停止网络违法使用者用户连线服务或移除违法资讯的消极行为，不管是共同正犯或帮助犯的主观要件，皆是行为人须具有构成要件故意或者帮助故意。否则参与者即使参与构成要件的实现或者提供帮助，也不成立共同正犯或者帮助犯[7]。值得注意的是，构成帮助犯，虽然要求行为人明知他人将要实施的是犯罪行为，但明知不是确知，对于他人具体要犯的是什么罪以及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并不要求确切了解。也就是说，帮助犯明知他人准备犯罪，但不具体了解准备犯什么罪，而积极予以帮助，也构成帮助犯[4](P.134)。在网络犯罪的情形下，认定这一点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网络管理的复杂，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发现违法信息，而给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因其并无帮助散布不法信息之故意，故不成立网络帮助犯。但是，从长远观之，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在人们生活中价值之广泛体现，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义务，显然有严格之必要，即在特定情形下，使其承担相应之监督过失责任亦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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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帮助行为之认定。所谓帮助实行犯罪，是指在他人实行犯罪之前或实行犯罪过程中给予帮助，使他人易于实行犯罪或易于完成犯罪行为[2](P.549)。
网络帮助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其一，物质帮助。网络犯罪中的物质帮助行为，主要是向相对人提供用于犯罪的各种资金、软件。通过网络向他人提供资金、软件的，主要是指通过网络进行电子资金的转移以及发送软件的行为。其二，精神鼓励。精神鼓励之帮助行为，于传统刑法理论上又称之为无形之帮助[4](P.133)。但在网络犯罪中，这一称呼并不确切，因为，于网络环境中提供技术支持行为，亦为无形之帮助行为，却不属于精神帮助之范畴。在传统犯罪中，精神鼓励方式之运用，主要体现在为实行犯出主意、想办法、撑腰打气、站脚立威等。在网络犯罪中，对实行犯技能之认可，夸耀其具有实施网络犯罪之技术能力，足以达到强化其犯罪意志之程度，亦属于精神鼓励之范畴。其三，技术支持。即向他人进行犯罪提供所需技术的行为。技术支持行为，从行为表象上，是一种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但在本质上，因技术支持行为人具有共同犯罪之故意，而与传授犯罪方法行为有别。在认定技术帮助时必须注意帮助行为与共同实行行为的区别，共同正犯的构成要件是共同实施犯罪行为，其所分担的行为对于犯罪结果不仅具有因果关系，而且就整个事件而言，行为不能是处于隶属性的地位。帮助行为一旦具有实行行为之特征，便成为实行行为，不以帮助论。因网络技术行为之特殊性，行为人提供帮助者，不能对法益构成直接侵害。在行为人之行为构成对法益直接侵害情形下，行为人成立共同正犯。如行为人“帮助”非法窃取秘密之人打开系统之“后门”，以供他人窃取秘密之用，其“帮助”行为实为共同实行行为。(注：所谓“后门”，是指软件制作人出于维护或者其他理由而设置的一个隐蔽或伪装的程序或系统的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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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网络环境下，还存在一种特殊的帮助行为，即于网络中公开发布黑客软件或者破坏性软件的行为。黑客软件，既可以是一种通用的侵入工具，也可以是一种合法的管理工具。因此，在网络中公开发布此类工具软件的行为，一般不构成帮助行为。但是，如果该软件被纯粹用来侵害合法利益，则须区别对待。对于发布侵害对象不特定的工具软件，由于发布者对使用者使用之目的，使用之过程均不了解，因此，不成立网络帮助行为。但是，如果该软件具有明确的侵害对象，如在网上公布某重要软件的破解程序，在软件破解人构成违法之情形下，破解软件提供者事实上扮演了帮助者的角色。我们认为，从其行为的实质考虑，尽管行为人主观具有协助他人破解软件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帮助破解的行为，且行为人对发布该破解程序所具有的直接后果非常清楚，但是，由于帮助对象的不确定性，行为人不成立帮助犯。
帮助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在法律上，对正犯的犯罪行为具有防止义务的人，故意不履行其防止义务，成立不作为之帮助犯。例如，网站管理者对于行为人在网站BBS上发表诽谤他人之言论，明知而故意不删除者，构成诽谤之帮助犯。但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ISP与客户之间对受侵害的法益所有者并没有特别关系而负有排除侵害的义务。故ISP的不作为——不中断服务或移除内容——不应以帮助犯论。[7]笔者认为，在ISP明知其违法的情形下，其负有阻止传播之义务，不阻止的，构成网络帮助犯。但是，如果ISP并不明知，鉴于维护网站内容的困难性，并不具有监督过失之责任，不成立帮助行为。
【参考文献】
[1]李文燕主编.计算机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2]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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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野村·稔.刑法总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陈兴良.共同犯罪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5]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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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明楷主编.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7]黄惠婷.帮助犯之帮助行为——兼谈网络服务提供者之刑责[J].台湾中原财经法学，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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