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认”到“正名”：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2)
2015-06-28 01:05
导读：一方面，确认是正名的前提与基础。 如果没有“确认”这个逻辑上的起点，正名的政治功能与政治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正名”就是要有所言说，
一方面，确认是正名的前提与基础。
如果没有“确认”这个逻辑上的起点，正名的政治功能与政治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正名”就是要有所言说，就是“要说话”。如果无话可说，就谈不上正名。百年中国的宪法话语，就是从确认开始的，并以所确认的历史经验、历史规律作为背景，来达到正名的目标。因此，正名必须从确认开始。譬如，在1982年的宪法序言中，为什么要用那么长的篇幅来确认过去、确认历史，原因就在于，立法者确认的历史事实，经过一番精心的排列与组合，足以转化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当过去的事实上升为普遍性的规律，历史也就变成了逻辑与哲学，这时候，历史就不仅仅是对过去的记录，而是真理的载体，或者说就是真理本身，依据这样的真理而写成的宪法、安排的政治，其正当性就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与起点。
假如撤掉“确认”这个逻辑起点，那么，中国百年宪法就会陷于失语的境地。因为，任何一部宪法，总要开口说话。如果不从确认过去、确认历史开始，我们的宪法又该“从何说起”呢?《钦定宪法大纲》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它一开口，就说“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这样的话语，确认的就是沿袭了数千年之久的“道统、政统、法统”：皇位世袭、皇权至上。无论是赢政这个“始皇帝”，还是光绪这个临近末尾的皇帝，都信服这个道理。这就意味着，《钦定宪法大纲》是通过确认过去来展开自己的言说的。至于现行宪法，正如前文所述，它也是通过对历史的确认作为自己的起点，并从这个起点出发，走向一个更加宽广、更加现实的世界的。当然，与《钦定宪法大纲》不同的是，现行宪法所确认的历史，并非从秦始皇到光绪帝的历史，而是1840年以后的近代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现代史、当代史。尽管不同的宪法所“看到”的“历史”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历史段落、历史侧面、历史事件都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确认历史开始起步，换言之，都是把确认过去作为自己的话语前提。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另一方面，正名是确认的结果与归宿。
如果只有确认，仅仅是对历史与过去的一种认知而已，这种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规律的把握，与政治现实的关系是什么，它在当下的指向是什么，尚不特别清楚。相反，只有从确认历史出发，最终走向正名的政治目标，宪法对过去与历史的确认，才获得了一个逻辑上的结果。还是以1982年宪法为例，如果这部宪法仅仅只有序言部分，仅仅满足于对历史的回顾与确认，那么，它的价值就只相当于一篇“历史散文”，虽有一定的认知意义，但它的政治功能是模糊的。只有在确认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现实的政治事实和政治关系，才可能全面实现宪法的政治功能。因此，正名是确认在逻辑上进行推演的结果，是确认过去、确认历史的必然归宿。
假如取消“正名”这个内在的目标或终点，百年中国也不会制定这么多宪法文本。当曹锟用胡萝卜加大棒两种手段，“要求”国会议员们一定要“通过”那部宪法的时候，曹锟希望得到的东西，就是附丽于宪法身上的正名功能，就是宪法所特有的“正名价值”。如果曹锟手上没有这么一部宪法，他就只是一个掌握了枪杆子的武夫或军阀；但是，如果拥有这么一部宪法，那么，他的武夫或军阀身份，就骤然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总统。换言之，宪法所具有的强大的正名功能，足以把一个凡俗的曹锟打扮成一个金光灿灿的民国总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百年以来的中国当政者，无论他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他都会制定出一部宪法，通过这部宪法，他才能够与现实对话，与未来对话。
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中国百年宪法内在的逻辑线索包含两个端点：确认与正名，“一个都不能少”。两者之间的区别是：确认针对的是过去或历史，正名针对的是现在或未来，因为，只有现在或未来才需要正名，也只有过去或历史才等待着确认。虽然在确认与正名之间，存在着这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是，它们在骨子里，却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另一面。可见，在百年中国宪法的背后，实际上贯穿了一条从确认到正名的逻辑线索：确认是起点，是前提，是条件；正名是终点，是结果，是目标。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四、从内在逻辑看中国宪法的外在特征
如果说，从确认到正名，反映了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那么，这个内藏于宪法文本背后的逻辑线索，还有助于从多个不同的侧面，解释百年宪法的外在特征。
就制宪过程而言，我们可以发现，百年中国颁布的宪法将近20部(注：这些宪法文本主要有：(1)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2)1911年的《重大信条十九条》；(3)1912年的《中国民国临时约法》；(4)1913年的《天坛宪草》；(5)袁世凯的《中华民国约法》；(6)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7)段祺瑞的《中国民国宪法草案》；(8)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9)1936年的《五五宪草》；(10)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11)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2)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3)1946年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4)1949的《共同纲领》；(15)1954年宪法；(16)1975年宪法；(17)1978年宪法；(18)1982年宪法，等等。此外，还有众多的宪法修正案，单是1982年宪法就修改了四次，1978年宪法就修改了两次。)，平均每5年左右，就有一部宪法出台。如此频繁地制定宪法，在世界各国的制宪史上，恐怕也是无出其右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一个内在的根源就是：我们的宪法属于“正名型宪法”。百年以来，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后登场的政治活动家，都有正名的需要；为了“正”自己的“名”，所有的当政者都需要颁布自己的宪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宪法才随着政治家的轮番登场而不停地制定与颁布。另一个内在的根源是，我们的宪法属于“确认型宪法”，这样的本质特征使我们的宪法偏爱过去的经验与认识，把主要的力量用于描述已经形成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的政治事实是什么，我们的宪法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地规定什么。相比之下，对于未来的新变化、新发展，则缺乏足够的安排，也没有考虑为未来的新事物留下足够的空间。因此，只要政治事实发生了些微的变化，就会很快突破当时的宪法框架。在“名不副实”的现象经常发生的情况下，要么频繁地修改宪法，要么允许“良性违宪”(注：关于良性违宪的讨论，可以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J]
法学研究，1996(4)；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J]法学研究，1996(6))。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奇怪的宪法学图景：这一边在主张“良性违宪”，即使改革实践已经突破了宪法，也不要过于频繁地修改宪法，以保持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那一边又在反对“良性违宪”，因为，即使是良性的违宪，依然是对宪法权威的损害。但在我看来，诸如此类的争论，并没有击中问题的要害：为什么会有“良性”的违宪?为什么又会有频繁的修宪?表面的原因是：既有的宪法无法包容新的政治现实与改革实践。本质的原因是：在客观上，宪法所确认的“历史并不是凝固的，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认识手段的科学化，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阶段对历史也会有不同的理解。”[5]由于百年中国的宪法在根子上属于“确认型宪法”，它以确认过去为归依，它对过去的政治事实、政治经验“确认”得越具体，它对未来的包容性就越小，它就越容易被不断变化的现实“撑破”。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就宪法内容而言，百年中国颁布的宪法大多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政治宣言重于法律规范，政治性大于法律性。以现行宪法为例：宪法的序言部分长达1800多字，几乎都是政治宣言；总纲部分大部分也是政治性的表达；有关公民权利的规定没有相应的救济措施；有关国家机构的规定也只有授权，没有对权力的限制，更没有关于权力越界的矫正制度，等等。宪法文本中的这些具体内容与表达方式，虽然与宪法本身的宏观性、原则性有关，但主要还是出于中国宪法的文化个性：从“确认”到“正名”的内在逻辑。正名的目标，在于“言顺”，而不在于法律性，更不必在乎程序性、可追究性、可诉讼性；确认的起点，也不是具体的法律规则，更不必包括假定、处理、后果之类的逻辑结构，而是以往的经验与认识，或者说，主要依赖于对过去或历史做出的归纳与提炼。因此，中国宪法文本所具有的外在特征：偏重政治性、偏重意识形态，并不是某个宪法起草人的个性所决定的，而是中国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关于“中国宪法的法律味不浓”的判断与指摘，虽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这样的评判并没有看到问题的症结，没有看到从确认到正名的逻辑线索对于宪法内容的规定性、支配性。
就行宪后果而言，百年中国的宪法几乎都属于“没有牙”、“不咬人”的宪法。譬如，在宪法的实施过程中，几乎没有人因为违反宪法而被追究相应的违宪责任；在法律程序中，没有宪法诉讼法；也没有严格实施的、例行的违宪审查制度，等等之类的宪法实践，其实都可以用百年宪法的内在逻辑来解释：我们的宪法以确认过去作为它的精神前提，以实现正名作为它的现实目标。这样的逻辑线索决定了宪法的外在特征：只要把一部宪法制定并公布出来，尤其是通过宣传、讲解、张贴，让这部宪法广为人知、深入人心，这就基本上实现了宪法的政治目标：正名。在当代中国，为什么宪法的宣传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而违宪审查制度却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原因就在这里。最近20多年以来，中国宪法学界有一个颇受关注的主题，那就是违宪审查制度。学者们希望通过违宪审查制度，让中国的宪法“长出牙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者们设计了多种违宪审查的具体路径，譬如，由最高法院来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查，由全国人大新设立的宪法委员会来审查，由新设立的宪法法院来审查，等等。这些颇见功夫的“微观论证”虽然不乏学理意义，虽然令人感动，但它们普遍忽视了中国宪法的文化个性：在中国宪法的骨子里，是始于确认、终于正名的。在现代西方的语言哲学中，有“以言行事”之论，它意味着，言说就是做事。套用于中国宪法的实施状况，它恰恰描述了中国宪法的一个外在特征：宣传宪法、讲解宪法、有关宪法的言说，就是实施宪法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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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N].人民日报.2004-03-09(2).
[2]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37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26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406
[5] 谢维雁.论宪法序言[J].社会科学研究，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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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喻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