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重刑思想的逻辑分析(1)(3)

　　四、爱民、亲民、利民与重刑

　　《商君书·更法》云：“法者所以爱民也。”《韩非子·问田》表白说：“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这是在总体上谈论的爱民、利民。那么，爱与利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商君书·靳令》：“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什么原因呢？道理在赏与刑相反相成的对应关系上，《商君书·说民》：“刑多则赏重，赏少则刑重”。“罚重，爵尊。赏轻，刑威。爵尊，上爱民。刑威，民死上。”即是说，赏与刑是相互衬托，互相影响的。所以必须少赏，《商君书·壹言》说是因为“多赏以致刑”。赏赐的领域很多，表面上人民可以从多种渠道得到赏赐，实则赏出既多，爵不足以尊，君上对民的尊爵之爱就无从体现，因而应少赏。按《商君书·去强》和《说民》篇，应当是“刑九赏一”，反对“刑七赏三”、“刑五赏五”，更反对“赏九而刑一”，要“利出一空”。而且赏多等于驱民致刑，名曰爱之，实则害之。之所以必须重罚，按《商君书·壹言》的说法，是因为“轻刑以去赏”。刑罚很轻，表面上人民未受很大的伤害，但否定了赏赐，结果，正如《商君书·算地》所云“刑不可恶，而爵禄不足务也”，但君上对民的尊爵之爱也无从体现。

　　这很象辩证法，但却是诡辩术。重刑的合理性再一次得到了证明：通过“爵尊”的映照，重刑也获得了“上爱民”的外观。法家惯于赤裸裸，但在这里是装饰了一番的。本来， “赏行则民利”或“行赏，民利且爱”，似乎不成问题，因为按照法家的人性论，这是顺乎人性、满足民之欲求的。而“罚行则民亲”、“行罚则民利”，就颇费口舌了。但在法家手里一变，重刑就成了爱民了。他们要人们看重刑的本质，不要看重刑的表面。这本质除了从“爵尊”折射出来的一面外，还有他们设计重刑的善良愿望。刑罚虽然为民所厌恶，但他们的意图，按《商君书·开塞》所云，在于通过“立民之所恶”，使“民安其所乐”。因为“以刑治则民威（畏），民威（畏）则无奸，无奸则民安其所乐。”他们的善良在于使民“以其所恶”而“终其所好”。只要你不犯科条，你就足够安乐的。重刑的出发点和最后归宿，都被说成是善良的，是基于“爱民”、“亲民”而达到“利民”的。

　　韩非也是这套理论，《韩非子·心度》云：“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同样也是那样温情。他还特别有一番重刑之辩。《韩非子·六反》篇说：“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於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靠了“以刑去刑”的托词，重刑就不伤民了。而轻刑则反倒是伤民的了。这套妙论，恐怕当时的民也是难于接受的。贼盗之罪可谓重矣，但在“失期当斩”和“戍死”的夹击下，民众群起而反抗了，实在没有感激重刑的意味。这一层逻辑，法家是想不到的。

　　五、重刑学说与秦的灭亡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一直奉行法家学说，重农、重战的经济、军事政策和重刑的刑事政策，始终是秦国的国策。变法实行的“废井田、开阡陌”，造成了大量的封建小农经济，增加了生产的绝对量。因而出现了“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的局面。在“訾粟而税”政策下，民的富足与国家富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同步增长。但“家不积粟”的“上藏”制度，添满的首先是国家粮仓。财力的这种集中保证了秦国在争霸中的优势。但法家理论的片面富国对人民的繁重赋税、徭役的无偿剥削，给人民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这种矛盾被掩盖、危机被转嫁，秦国劳动人民遭受着长期的痛苦。秦国统一后，疆域增大，问题涉及到全国范围。因而统一后的政策决定着秦王朝能否长治久安。

　　还在统一之前，秦始皇就极为赞赏韩非理论。法家理论中那些为赋税徭役、为重刑辩护及不恤民的理论，正适合了他的极端君主专制立场。动用严刑苛法驱使人民从事大规模的非生产性建设活动，单是繁重的徭役，就造成了大多数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土地）分离的严重局面，剥夺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嬴政死后，也没有人提出过宽赋敛、省徭役的问题。秦二世以“不彰先帝之过”为由，下令继续修作阿房宫。李斯曾说他自己对秦有“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的功绩，其实在秦始皇时期，李斯不曾有过这种活动。只是在农民起义爆发之后，他才会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谏过秦二世胡亥。《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他们的说词：“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者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而秦二世，根本不懂民的疾苦，连“减戍转”、“止阿房”、“省赋税”这些本来就提出很晚了的建议都听不进去，竟将去疾、李斯、冯劫下狱。自然，“做官室以章德意”的“先帝之所为”，没有被罢去。他的理由是：“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无毛，臣虏之苦不烈于此矣。‘“他发挥说：”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按《史记·李斯列传》的说法，他要”专用天下适己“，”赐志广欲，长享天下而无害“，要逍遥自在一番了！但不要以为二世超出了韩非。”重明法“制下，使”不敢为非“是法家理论：”肆志广欲“也是韩非论过的。《韩非子·难三》议论孔子对齐景公节财的事，以为这等于”使景公无术使智□之侈，而独俭于上，未免于贫也。有君以千里养其口腹，则虽桀、纣不侈焉。“”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谓之劫，不能饰下而自饰者谓之乱，不节下而自节者谓之贫。“要紧的是”禁下“、”饰下“、”节下“，做到了这三样，虽”侈倍景公，非国之患也“。

　　其实，这种发展的必然结局，在秦始皇那里就显示出来了。那些巨大而众多的非生产性工程表明的对民力的不恤惜，同时就包含着这种“赐志广欲”的享乐在内的。而焚书坑儒的排斥异端，虽然是由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引起的，但同时也就阻塞了来自儒家等学派对这种举动的批评，法家那些为赋既徭役辩护的理论，自然派上了用场。

　　至于重刑，也随着法律的施行被普遍使用着。焚书坑儒对法治的维护，也就是对重刑传统的维萨。不恤民力与不恤民生相伴而存，合乎自然地沿着法家逻辑发展。以“急法，久者不赦”及大量刑陡为标志的重刑，一直是大肆兴作所需劳动力的法律保证。随着人民对徭戍的不满和反抗，在重刑的基础上更行重刑。于是，徭戍“失期，法皆斩”的法律也出现了。二世时杀戮大臣和公族，不仅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混乱，《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而且引起了“黔首振恐”。“举措暴众”直接导致农民起义的爆发，而统治集团内部从赵高、李斯到秦二世，仍然抱着重刑理论，舍不得丢弃。

　　《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在劝说二世遭斥责后，为阿从二世，上书称赞二世的“适己”主张，并劝其“行督责之术”。他说：“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结果，”书奏，二世悦。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二世曰：”若此则可谓能督责矣。‘“

　　就这样，法家理论在秦国的根深蒂固，直到它灭亡的前夕，仍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那些理论，从赵高的“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到李斯的“故督责之术设”，“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却都不曾料到还有《史记·陈涉世家》所言的另一种逻辑存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则官逼民反之理，法家及那些法家后学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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