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进一步研究(2)

　　我国大陆地区法学界在本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重视对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迄今关于这一原则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少，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在基本内容上相互重复。（注：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包括：杨振山：“试论我国民法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的必要性”，《中国法学》1990年第5期；肖学文：“论情势变更原则”，《经济与法》1991年第5期；史浩明：“我国合同法应确立情势变更原则”，《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彭诚信：“情势变更原则的探讨”，《法学》1993年第3期；夏先鹏、刘凌云、刘晓安：“情势变更原则及其表现形式”，《法学评论》1993年第3期；彭真明：“民法上的情势变更原则论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于伟：“情势变更原则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中的适用”，《政法论坛》1993年第5期；马俊驹：“我国债法中情势变更原则的确立”，《法学评论》1994年第6期；郑跟党：“试论情事变更原则及其适用”，《中外法学》1995年第5期；王江雨：“论情事变更原则”，《现代法学》1997年第1期。）如果将这些成果中的内容相同的部分加以重叠并使之与其中内容相异的部分加以组合从而使它们仅作为一项内在联系合理的研究成果而存在，那么从中便可以发现我国大陆地区法学界有关学者对情势变更原则的论述包括九个部分：（1）情势变更的定义与情势变更原则的内容；（2）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等现象的区别；（3）情势变更原则的历史沿革；（4）情势变更原则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和我国个别单行法中的存在状况；（5）情势变更原则的理论依据；（6）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7）情势变更原则的效力（后果）；（8）英美法中类似于情势变更原则的合同落空原则；（9）在我国确立情势变更原则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意义。稍加对照便可以发现，就这九个部分的论述而言，其中（1）（3）（5）（6）（7）部分分别与上面提到的史尚宽先生的论述中的（1）（2）（3）（4）（5）部分相对应，不仅如此，在这相对应的五个部分中，由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学者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某一方面所作的论述，其中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要点，与史尚宽先生对这一原则的同一方面所作的论述大致相同，有所不同的仅主要体现在文字表述方面即在对这些基本内容与基本要点进行阐释过程中所使用的提法、词句与用语习惯方面；其中（2）（9）部分与（4）（8）部分虽为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学者所独创与新增，但（2）（9）两部分所论述的既不是法学理论问题也不是法律解释问题，（4）（8）两部分则纯然属于法律知识介绍，故它们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国大陆地区法学界对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在理论水平上同史尚宽先生对这一原则的研究相比较已在质的方面有所提高。据此基本上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大陆地区法学界已有的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成果，从其核心内容方面看还基本上是停留在史尚宽先生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的理论水平上。

　　细读我国大陆地区法学界有关学者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论述，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若干处谬误。最为明显的有：

　　（一）将《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第79条看作是关于情势变更原则的规定。持这一看法的学者为数极多，并且他们还以我国现已参加了该公约为据而认为情势变更原则已进入我国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