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下）(2)

　　这些年国际问题的波谲云诡本来是一个绝佳的重新引进政治视域讨论的机会。但由于中国精英们太习惯于把其它国家的举动毫无犹疑地解释为眼下直接的经济欲望和权力欲望，而一些国际关系专家表面看起来复杂些，但在经济利益、实力权衡之外，他们也不过加上些被他们处理成极简化、僵硬、无流动性的意识形态、种族、文明差别等几项他们所谓的结构性分析要素，这样一种分析方式，当然不会激活而只会实质上固化人们的国际政治理解和想象。难怪许多知识分子一离开前些年对西方大国的玫瑰色一厢情愿立场，便迅速转到它的反面，变成了简陋的“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言论的信奉者。这样一种对国际关系的理解和感觉方式，当然不可能引出建设性的国际政治讨论

　　这类理解和感觉方式自然不可能提供有质量的政治文化所需要的讨论空间和讨论深度。这样一种政治文化现状的中国自然也就不可能成长出具政治智慧的集团或阶层。有政治智慧的人物不是一个技术官僚、一个理想主义者或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医生，而是能在已有条件下，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长远发展、民族的健康和活力最大限度的负起责任的人。一个有责任心有政治智慧的阶层或集团为一个民族健康长远发展所不可或缺，而且并不是有了多党制，有了民主选举，有了议会政治，这一集团或阶层就会自然而然出现的。古典传统时，我们曾有着训练和培养政治人物的文化方式。现今，这一传统方式失落了，新的政治文化又没建立起来。那么到底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与文化，才可能培育出既能带领民族健康发展，又能带领民族为整个世界的文明与和平发展做出应有贡献的有政治智慧的阶层呢？在我看来，这是关系到民族发展、民族危亡的大问题，知识分子绝对应该深思以对。

　　我的第四个问题是，中国知识界对意义问题的表面强调、实质搁置。这些年中国学界“终极关怀”一词用得既繁且滥，但究其实，这些高标“终极关怀”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妨以用“终极关怀”标志出自己合法性地位的宗教学界为例。由于宗教学界大多数人既不肯追究自己精神和身心感受的不安，又不肯真正深入时代中其他人的精神困境和身心疲敝，又不肯用身心感到的方式体会前人的精神困境和他们对待精神困境方式的勇敢和智慧。因此，在绝大多数谈“终极关怀”人那里，他们的谈论仅仅是谈论而已，并无对他人和自己精神痛苦、身心感觉的真正切入。

　　宗教学的情况大致如此，伦理学的情况亦相近。现下中国大陆的伦理学界，或忙于从时代发展要求出发来设计现代中国所需的现代伦理、评论时下的道德伦理表现；或忙于普世伦理和底线伦理的讨论，以为世界的长治久安尽力；或忙于以中国古典伦理为论说资源和其它文明、文化伦理对话，并以之批评现代性的缺失。凡此种种伟业，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去追究和分析现下中国人的伦理困境、精神痛楚和不安定的身心。因此，中国的伦理学和宗教学一样，虽然不乏论说的雄辩和思想的飞翔，却既不可能为现下中国人面对实际上的精神痛苦、伦理困境、身心疲敝提供贴近可用的帮助，亦不可能为民间宗教的开展和民间伦理新生活的摸索提供有效的营养。

　　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我们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