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家素质及法律教育刍论（下）(2)

　　最后，在急功近利的目标推动下，无视我国的社会实际和法律家成长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和发展过程，在提高司法官素质的口号下，以一系列措施侵害着司法独立的制度性保障。例如，今天的司法改革中，往往出现一种矛盾：一方面，根据司法独立的原理，主张改革或取消一些传统的制约机制，如审判委员会、院长审批等，力求还权于法官和检察官；另一方面，又以治理司法腐败和司法人员素质低为由，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监督制约制度。例如，在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同时，又以竞争上岗、错案追究等自毁长城的措施，破坏了《法官法》和《检察官法》初步确立的身份保障原则。在论及司法官素质时，往往简单套用学历或某些西方国家法律家的模式和评价标准，试图通过一种大换班的政策，尽快用高学历的年轻法律家全面替换现有的司法官，或曰竞争上岗、或曰先做减法再做加法，或曰深层次体制改革，且不说其可行性如何，至少这种做法违背法律家集团成长的客观规律，还可能使得法律家与社会的距离快速扩大，导致法与社会的脱节。因为当事人关心的并不是法官的学历，而是司法的公正性，而这种公正的标准首先是来源于社会的。与公正直接相关的道德素质与学历并不是同等概念，试图以提高学历达到司法公正、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只能说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舍本求末的政策。

　　四、法律家成长的社会环境

　　法既是一种规范体系，更是一种文化和传统。法是社会的产物，法律家亦然。如同法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一样，法律家也是在长期的法律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的。如前所述，法律家的行为方式是形成法律传统的主观因素，也是联结法与社会的纽带和桥梁，法律家的历史与法本身一样悠久，实际上其活动甚至早于法律规范和法典的形成。然而，在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期法治重构的情况下，法律家集团的形成和成长往往滞后于制定法和法律制度，并可能会出现法律家与社会的脱节现象。这不仅体现为数量上的匮乏，更重要地是体现在法律家素质上：例如职业道德规范和自律机制的欠缺、专业技能的低下、教育培训制度的不健全等等，这种现象在美国建国初期表现得非常典型，并曾出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很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过程中也屡见不鲜。在这些国家，法律家的成长或成熟都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和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不仅受时间本身的渐进性制约，而且受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人们可以在数年内建立起庞大的法典和法律规范体系，却很难一蹴而就地造就一个成熟的法律家集团，这也正是我们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能否和应该怎样多快好省地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家？

　　法律家的成长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