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如何中国？ ——在“下乡”与“上访”之间(2)
2017-09-14 06:00
导读：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 有一天一位女士突然冒出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她说：“现在农民才穿西装。” 随后我进行了一段时间服
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
有一天一位女士突然冒出一句话，让我瞠目结舌，并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她说：“现在农民才穿西装。”
随后我进行了一段时间服装的社会学观察。发现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几乎都穿西装，很便宜，批发市场几十元一套。在我老家，农民们几乎也普遍穿这种西装。城市中产阶级除了职业场合，平常都是夹克了，偶尔有流行的唐装。那么说西装是不是本土资源呢？短短20年时间（再加上50年之前近百年的铺垫）就到了这个局面，你在最荒凉最贫穷的地方看见的都是满眼西装了。至于民族服装主要留给了春节晚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若要讨论中国服装文化，就有人拒绝承认，说那是西方的，唐装、中山装和旗袍才叫本土资源。这就悖离了本土资源论者所标榜的经验主义，反倒将“本土资源”这几个字意识形态化。将“中国”与“西方”这一对概念偷换成“实然”与“应然”的对峙。对于活生生的，与西方经验重合但正在强势生长着的“本土资源”却视而不见。
这个被视而不见的本土资源在当今中国（包括苏力叙述中的基层），就是以市场化为根基的一个近代与现代夹杂的民间社会，和一个以西方化和现代化叙事为主体的观念世界的强势存在。在越来越多类似苏力提及的陕北某地的广大乡村，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接受关于民主观念和程序性的法治要求。举例说在我看过的许多上访材料中，指责政府部门不讲程序，缺乏某个图章或某道手续，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上访者们理直气壮的武器。
“本土资源”的冷冻化
这种新的本土资源的强势存在，与苏力视野中的本土资源有一个明显的此消彼涨。但这种此消彼涨几乎完全被苏力忽略。这种忽略造成的一个结果是，他关于“送法下乡”或审判委员会功能分析的相关篇章，几乎令人看不出时代性。如果说这些文章的分析是在1978年或更早一点，其分析似乎也完全（甚至更加）吻合。例如“送法下乡”被苏力解读为国家权力对乡村进行有效渗透和控制、意图建立“局部支配性权力关系”的努力，他认为这甚至“可能是既定制约下唯一可行的方式”。这个观察是极为精当的。但从1978年到2000年，之间发生了什么？那种将司法完全捆绑在党治和行政之下，参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和合法性建构的传统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依赖的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价值背景，在这20余年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其进一步的趋势如何？这些都不在苏力津津乐道的范围内。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出于后现代色彩的思路和作者公开承认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底色及对“存在即合理”的实用主义的信奉，苏力反对应然的“玄思”，而喜欢做悬置价值判断的社会学式的实然的诠释。然而法学的本质离不开关于人类社会某种应然状态的研究，价值立场是悬置不了的。价值相对论者往往也并不彻底，所谓相对只是想伸张自己这一维的价值合法性，并推不出对另一维价值合法性的否定。但在苏力的研究中，西方法治秩序的价值似乎被预先否定了，本土资源（将衰落的那一块而不是蒸蒸日上的那一块）的价值却被预装在操作系统中。其间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一个是应然的，而另一个是实然的。这就把经验主义改换为了“国情论”，把注释法学包装成了后现代。苏力反对目前法学研究中的概念化传统，这是极不错的。但他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