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可乐观的预期(2)

　　其三、将党群系列与国家机关系列的管理人员同等对待，会模糊他们之间尤其是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之间的应有界限，防碍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依法执政的应有之义是要发挥国家机关载体尤其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个载体的重要作用。如果既把党的机关视为公务机关，又把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视为公务人员，而不限制他们权力的边界，那么以党代政、以党干政就回成为一个合逻辑的事实展开了。进一步的追问是，政府类的公务员其权力都是与责任连带的，当他们越过了法定权力的边界后，就面临被推上被告席接受法律制裁的可能，那么对党员和党的机关应该同样问题同样对待吗？原苏共中央书记，现在的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总结了苏共垮台的三原因：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思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用说就可以做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所谓殷鉴不远。秦国衰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其四、目前急于出台公务员法可能会使人事制度的改革支付巨大成本。根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公务员约500万人。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寻求到科学定位与平衡之前，通俗说政府应有多大、社会应有多广在没有从理论到实践有一个成熟的解决定案前，匆忙出台公务法既可能阻碍人事管理腾挪的空间，又可能使我们在整合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时，负出超量的经济成本。因为法律规定的公务员的物质保障和身份保障，政府不予兑现，会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五、不能过高估计人的理性能力，因而也不能对立法的“创世”能力有太过浪漫的预期，立法要尊重本土性资源。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阶段，中国公务员是以品位分类为基础的，即以人为中心，特点是能上不能下。本次公务员法草案改为以职位分类为基础，其特点是以事为中心，因事设职，强调的是职位的权责而非担任职位的公务员本人，待遇跟着职位走。在以职位分类为主的公务员序列中，一个人在担任领导职务时享受与该职位对应的待遇，一旦离开这个职位，则变成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在中国的吏官文化中，人们一直是把官职本身与一定地位荣光和物质利益享受相关联的。马克思也说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利益为中心的。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