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肇始于休谟问题的现代性有两个基本面(2)
2013-05-14 18:01
导读：但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现代性道德这种弊端在于对同质化或齐一化理性法则或普遍规范的迷恋。同质化、齐一化是休谟所说的事实或者说科学因果范畴的
但如果进一步思考的话，现代性道德这种弊端在于对同质化或齐一化理性法则或普遍规范的迷恋。同质化、齐一化是休谟所说的事实或者说科学因果范畴的规则，也是韦伯的工具理性。按照休谟以及其后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先哲的谋划，这种理性不应当越位，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人对理性的过分信任，工具理性不仅越位，而且大有替代知识未曾分化以前的宗教、伦理的地位，重新统领一切领域的知识的趋向，但这不过是鸠占鹊巢的行为。古典知识型范下的宗教和伦理之所以担当那样的任务，既有知识的合理性，也有合适的美德资源或者说合适的人心秩序资源作支撑。但由工具理性幻化成的规范伦理却失却了人类内在美德资源的支撑，因而对规范伦理的迷恋蜕变为一种纯规则主义的、甚至是律法主义的现代性偏执，成为缺乏内在价值动力和人格基础的纯“概念图示”，而非真实有效的道德价值资源。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中指出：德国纳粹、俄国的斯大林主义既非为了统治世界，也非为了更加富有，更不是为了所谓幸福，“它想要的只是它的意愿，它是纯粹的非理性”。昆德拉以一个小说家的声音呼应了齐格蒙·鲍曼对现代性与大屠杀的思考，也揭示了纯规则主义伦理的荒谬的悖反，这也是现代理性伦理最为可怕的地方。
二、第二个面相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结果，才有自觉的非理性和后现代主义伦理对此的反驳。由此产生了利己主义、个人主义、情感主义、契约论的伦理观，又在极端个人化基础上，出现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尼采的非道德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性道德论。至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诸如电脑网络、人工智能、器官移植、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生态危机等引发的道德反思，导致人类伦理观再一次对传统伦理观提出激烈的对抗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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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非理性和情感主义的伦理路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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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价值取向上，从以往的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基督教的赎罪和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一元论和独断论转向多元论和自由论。在情感主义看来，不论是伦理观念还是准则，除了个性化和多样化外，不存在别的理f生的或科学的本性。他们认为现代理性除了造成人性的“异化”或“物化”，使人成为机器、规则的奴隶外，未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福音。多样化才真正体现人类的本质，对人类的实践行为和生死存亡才真正有益；单调和齐一不仅减少人的快乐与智力、情感与物质上的源泉，本质上也是违背人性的。“利用乏味的口号、空洞的原理来兜售一种有条理、有意义的世界观，但却不能激发起人类自由，只能是孕育奴隶制度。”因为自由是不能以任何理性的教条为基础的，更不能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只能通过探求的实践才能变理想为现实。因此情感主义伦理竭力反对绝对主义、相对主义。这种伦理观认为，正是工具理性、规则伦理导致了虚假的观念和意识，才带来种种伦理灾难。而真正能破坏理性，迫使理陛告别的则是相对主义。因为相对主义是合理的、人道的和广泛的。至于它经常受到攻击，是因为一些人一直希望用真理和实在概念来铲除它。“每一种有足够理由信以为真的陈述、理论、观点都存在论据证明与之相冲突的抉择至少是好的，甚至是更好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态和多面的实体，其中的物质和生命、思想和情感、变革和传统将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合作。因此“现在是让理性与这种潮流(单调、齐一和普遍的潮流)分开的时候了。如同它们过去的紧密联盟一样，现在要祝贺它们的告别。”传统的真理观应向情绪屈服；不是真理构成人类行为的基础，而是“规范性观点和个人的特性共同构成了世界上的行为基础。后现代的同一性是由与他人的深切统一感以及与自然的深切统一感组合而成的。它同时也是由自由感和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组成的，它拒绝无条件地接受任何外在的权威作为真理之源泉”㈣。一切真理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一元的、独断的和纯粹客观的，而是多元的、相对的，包含着更多的主观性和情绪化成分，真理作为人类用来自己实践行为的一种工具，不只是过去，而且将永远屈从于激情：激情是真理的发源地，也是真理的归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激情、欲求和希望对于人生的成功和的进步更重要。“这些公认的价值取向为后现代伦奠定了基础”。对这种思想趋势，麦卡歇(T.MccarLhay)曾道：“对主体中性的批判，因此成为一种破产了的文化的批判的序幕。”他概括说：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激进的批评家典型地以规则、标准以及那些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与地点被理解为理性言行的东西的产物的偶然性和惯例性，来对抗用笛卡尔一康德的观点来界定理性的需要；他们以不可公度的生活世界和生活形式的无法还原的多元性，以真理、争论和价值的无可救的‘地方’性，来对抗普遍性；以经验性来对抗先验；以可错性来对抗确实性；以异质性来对抗同一性；以碎裂性来对抗同质性；以符号的差异系统的普遍性中介(索绪尔)来对抗自明的给定性(‘在场’)；以拒绝任何形式的终极基础来对抗无条件性。”
应当说，这是对现代性伦理价值取向上最为简练的概括。
(二)信息革命和知识使社会经历了一次根本性的伦理道德革命，人们对于作为伦理主体的“自我”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重新界定。尤其是当代
哲学的学转向以及弗洛伊德的
心理学从根本上动摇了过去坚信不疑的“自我”观念，大写的“主体”已进入“黄昏”。在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以后，福柯甚至宣告了人的死亡：
“如果这些构想(指理性对人的主体性的构想——引者注)消失，如同他们的出现一样，如果这些构想因某一事件而发生动摇，而该事件的可能性我们至多能预感，其形式或者征兆我们目前还不能辨别，犹如18世纪前后古典思想的基础发生动摇那样，那就完全可以打赌说，人就会像画在海滩上的一张面孔一样消失。”
一旦这个“透过自己的特殊性来感知自己为普遍性的代表”像画在海滩上的面孔一样消失，依赖于这种主体观的现代伦理自我从此走向了一条流动性的、无法统一的道路，正如特雷西所深刻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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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可能再成为由存在主义者的绝望激发出来的孤独的自我，不可能再成为启蒙运动确立起来的自主自我，不可能再成为浪漫主义者的自我表现的自我，也不可能再成为实证主义者佯装的无自我。……对后现代精神而言，纯粹自主的自我已不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