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创立的仁学曾经在两千年的儒教时期为中华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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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今天从不同角度欲使孔学贡献于现代世界的学说所在多有。然而应该注意到，颂扬和孔学也符合中华两千年中儒教的基本意识形态。我们的仁学研究立场和方法却与其他一些儒学和孔学的研究方式不同，尽管各种相关学说必然包含着大量共同的内容。解释学的新仁学研究将强调仁学的历史现实针对性和运作一致性等特点。仁学研究的精义不限于其取自历史中的内容材料，而表现在其彰显和运作仁学诸内容细节之间理性互动关系的方面。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仁学的结构和功能整体加以把握，而非在于对其内容细节的随意运用。内容细节可以服务于任何思想体系，如经肢解，它不过是被不同运作者按照任何一种需要和方向加以操作的材料而已。我们的目标则在于适切解仁学系统中诸因素之间固有的动态的和静态的关系及其真实的历史效果。

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都是在历史性的学科系统中形成的，学科系统又与其他文化系统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学术和思想的演变往往是人们对诸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创造性地、交替地运用分析程序和综合程序之结果。在当代世界一体化的新时代，学科世界不仅涉及学科性的差异问题，也涉及文化性的差异问题。当代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趋势也反映在学观念革新方面。具有悠久文化学术传统的中者参与全球文化思想学术对话，有朝一日势必有力地影响世界人术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说，当前伦新思维或可被看做中国文化历史经验传统和西方科学理论传统之间相互积极作用的一个时代性过程。在此过程中，既不必持中学本位主义，更不可持西学中心主义，跨文化学术方法论策略的要义正在于此。西方学术界应诚实地遵守思想和自由的原则，充分重视非西方思想传统拥有的人文理论思维的创造潜力，中国文化传统也应体认到所谓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必应在今天世界整体范围内进行，其目标、范围、对象和验证诸方面自应遍及世界各域。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就必然是在其与世界充分互动之后和之中发生的---确切来说，是在其本身经过与世界的充分相互作用而发生了根本变革之后才得以发生的。

因此，在强调仁学研究现代化方向之时，应注意到两个不同方面：现代科学的各种具体方法论和对这些不同方法论的综合运用。当代学术思想的进展要求我们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更具批评性和创造性的分析。为此，首先应当根据课题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职业性的功利需要，来设定学术方法论策略。作为后进者的中国学术之所以有可能分离于作为先进者的西方学术而在某一方面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不一定是由于我们拥有超过西方的学术遗产，而是由于具有深厚资源的中华人文精神传统能使中国学者在认知上同时把握东西方先进学术，也因而能朝向和坚守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思考方向。我们选用的解释学和符号学方法论为我们提出了有关新时代人文思想的普适性的全新观察角度和思考方法，使我们能够在世界学术思想密切交流的今天去构擬新的伦理学思考和对话的有效框架和渠道。为此，在看待中西学术思想传统时，须打破各自原有的学术、文化、学科制度等分类学规范，而按照更适切的课题任务和更合理的标准来重新设定新的分类学系统(这是跨文化、跨学科符号学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至少就伦理学和历史学而言，新的分类学观念必须同时兼顾中西学术传统，因为这两大经验性学科领域必须涵括一切历史经验，而只有按照新的方法整理后的非西方学术经验才能有效地进入世界学术对话场之整体。关于人类学术思想分类经验的问题，我们要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一切分类学都包含着既会促进也会阻碍思想学术发展的因素。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有益的分类学形式就会开始限制思考的方向。一方面，这是人类思维机制本身的自然趋向，另一方面，这也是与任何社会文化制度化发展的自然性限制有关。思考者总是按一定的社会文化制度提供的渠道去活动和思想的，而其思考方向在某些方面得益于此制度框架的同时也无形中会在另一些方面受到此同一制度框架的约制。在这里，无论是按照仁学标准，还是按照马克思标准，都有一个在真理追求和利益追求之间划清界限的“前科研性”伦理学态度问题。学者如果以利用学历、职称、学科制度、学派势力以及学术权威来求得社会公认的“成就”为治学的目标，就会倾向于坚守传统分科制度，并将其作为运作上述学术目标的现成基地，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排斥“跨学科”的科研方向，就会倾向于紧密追随世界学术潮流。符号学和解释学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则在于从不同层次上对历史的和理论的学术思想话语进行更合理的拆分和组合工作。一门仁学解释学要求我们从学术全局角度重新为孔孟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探讨。

我们在本书中所描摹的仁学模型，一方面基于孔孟伦理学本身的理论潜力，另一方面基于其历史现实针对性。孔孟学系统“一以贯之”的内在完整性(理论)和其对于外在人性现实(历史)的适切针对性，使其在现代文化学术世界中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性上和实践上的创发性潜力。我们选用“仁学”作为代表孔孟伦理学思想的名称，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仁学名称源远流长，以仁范畴为孔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历史上的共识。另一方面，在我们企图促进孔孟思想和人类伦理学进行全面对话时，发现仁范畴在人本主义思潮史上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涵：仁学、人学、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性论都属于同一类信仰和思想方向。然而中国的仁学有其特定的历史性背景和表达方式，两者共同赋予孔孟伦理学以特有的喻示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理论性和实践性之间的认识论联结，这正是西方伦理学传统所欠缺的。仁学是作为人格学的君子学和士学，是有关伦理实践修炼的思想和技术，这正是传统孔孟学的意义和目标所在，并成为孔孟伦理学或仁学的表达方式。而我们提出的新仁学是要在传统仁学话语基础上发挥其现代解释学的功能：原始话语表达如何承担现代中的多重意指作用。仁学的原始实践学层次上的选择学智慧可以在现代环境中通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领域，从而可大大扩展其意涵和功能。历史的伦理学材料包含着一个具有广泛连接性和统一性的“深层结构”，后者经解释学开发之后可以获得适切的现代意义。以具体先秦历史材料为载体的直观伦理学系统也就有可能成为现代的一般性基本伦理学模型。仁学的原始结构及功能和其现代意义及功能是一体之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