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载着他于1878和1879年两(2)
2013-06-28 01:04
导读：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
圣人们最喜欢讲“君子”和“小人”，“中国”和“夷狄”。西方上，也曾经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然而两者的标准并不相同。中国人区分文明和野蛮的标准主要是靠儒家的礼乐教化，还是上文的伦理道德，;而西方讲的是基于理性的审慎的判断和远见，英文分别是“prudence”和“forethought”。古代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就强调怀疑精神和对真理的追求是排除道德因素的。曹操原本已经宣布，任用人才只凭才干，不忠不孝都可以，这在中国算是少有的，但最终还是以不孝为名杀了孔融。这也足见孝不过是维持统治的工具。魏晋的当政者都背叛了主子，所以又不大愿讲“忠”——因为自己不忠——而用“天命”来为篡权粉饰。事实上，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就更注重区分“理性”与“非理性”，这是中国人不大讲的，所以西太后有一天突然觉得她要依靠义和团的“民心”，也相信了义和团的神力。她的科学知识比起政治知识来又更加有限，但没有想到这和二十四孝一样缺少理性。中国人的唯道德主义到了明代，才有李贽敢将正统儒家奉为天条的“道德”完全相对化，然而李贽只能自杀。到了近代，“道德”终于又被日本的福泽愉吉怀疑了。福泽说，道德是一种有限度的东西，一个人怎么可能无止境地“道德”下去，更何况既然圣人们在二千年前就已经成了道德的楷模，今天的人又如何才能在道德上超越圣人？结果只能是向后看。但是知识就不一样，因为人类的知识和智力是无限向前发展的，后代必定超越先辈。日本的维新思想，很大程度上在于由崇“德”转变为崇“智”，当然因为我们刚好是受害者，就不去夸大，但教训还是在的，否则何以需要“开民智”，要“新民”？;
即使在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也还是延续了希腊文明中理性的成分。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上帝的存在可用理性加以证明。对于中国人来说，至高无上的东西，就不必去证明了，连说都不用多说，“道可道，非常道”么。朱熹也不会费神去论证天理的存在。到十三世纪，欧洲就已经完成了一次文化整合，将纯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来自波斯的二元论等综合进来。文艺复兴，则是其中古希腊哲学稍后的大面积复兴。此时，中国也完成了一次儒家文化对道家以及外来的佛教的吸收。但是，这次吸收的目的仍是以保存和发展儒家道统为目的的，参杂佛和道，变成了西方人称的“新儒家”。儒家关注的是人与人的伦理，道家关注人与自然，佛教关注人与本心，但始终缺少对政权与，个人与社会，权利与责任的界说。到了明朝王阳明的时候，又象唐朝韩愈一样排斥佛教和道家，连“新儒家”也变成“心学”了。王阳明的思想，首先就是绝对唯道德的，要“去除人欲，便识天理”，觉得知识和才能都不如天理重要。他还认为，心的纯洁和“无邪”是首要的，人要象擦镜子一样不断和私欲做斗争，用佛教禅宗的话，“时时勤拂拭”也，用后来的话说，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原来文革虽然批儒那么凶，其实有的东西还是王阳明的一套。不过，这之间既已经隔了五百年，也就可见“私”字实在太难根除了。很奇怪，既然有人都说了“本来无一物”，怎么王阳明老是跟自己的心较劲，而不考虑用制度和来平衡公和私？天理又是什么？王阳明说只是“孝悌而已”。老天，哥伦布找错路都绕完一圈地球回家了，中国圣人还在念念不忘那个孝悌，还非把什么尧和舜也拉上，这不是贫乏又是什么？再者说，不是最爱自吹“天人合一”吗，怎么大慈大悲的“天”就看不得世间的“人”有点自己的私欲呢？然而，就在王阳明在贵州得道的时候，一边是明代太监的数目创了历史记录，一边人欲依旧横流，民间艳情小说印了一部又一部。;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总理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不过，听说这两年又有人跑到王阳明得道的贵阳修文去装圣人了，要人读经背经，还不许理解。就连以保守著称的林琴南也曾经说过让儿童读经是闭塞心灵的，应代之以读诗歌。据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军阀张宗昌虽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祭孔却是丝毫不马虎的，他还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都读经，后来日本人撤走，经也就马上不读，改成读新了。这本身已经很耐人寻味，但季羡林大师又同时宣布，因为当今世界污染严重，爆炸，生态破坏，所以还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见《牛棚杂忆》），不知这当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并非独有，也绝非中国文化能独解决。如果灭尽人欲就断了污染，那么季老最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应当能当此重任，但似乎没听说印度人这么自夸过。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Nath;Mohanty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与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区分中哪些部分仍然活着，哪些已经僵死，成为“化石”。中小学生学习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尝不可如林琴南所言，从文学，而不是经典入手。王国维当年眼见中国人吸食鸦片者众，认为如要改变，首先应当“培养国民的趣味”，也没有号召依靠什么孔孟经典。当代“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从西学入手，研习印度哲学后，才选择儒家作为依归的。;
大学排名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