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美女引起战争这一文学母题所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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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建统治者及其文人的大力提倡和赞美。一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不外乎是民族的习俗得到全社会的承认，或者作为时代的风尚被绝大多数人所追求。中国女子的“缠足”，显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风俗影响的结果表明，而是一种时尚。那么作为一种时尚，自然有追求者约定俗成的社会传播学因素，也有心理学上的模仿效应；但体现在缠足这一畸形社会现象上，以上还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所谓“金莲要小、牌坊要大”的宋朝理学的盛行，和一些封建文人极力鼓吹的结果。我们都知道，程朱“理学”在其数百年统治中对广大人民的毒害是深重。这种毒害体现在人体文化的层次上，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女子肉体的摧残——裹足。清代学者钱泳义正词严地指出：“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所谓; 贼人以为仁义，亦惑之甚矣！”著名作家巴金在他那部“为过去那无数的无名的牺牲者”‘喊冤’！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的《激流三部曲》中，就触目惊心地刻划了裹足的封建陋习给淑贞带来的肉体与心灵的双重压迫，以致于她终于跳井自杀。可是，宋以来的多少文人骚客却对这一血淋淋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从封建士大夫的变态心理和庸俗低级的审美趣味出发，为迎合统治者的心愿，大力赞美所谓“金莲”之美。什么“莲中花更好，云里月常新”（唐缟），什么“窄弓弓罗袜儿翻”（见《董解元西厢记》），什么“四只金莲颠倒颠”（见《金瓶梅》）等等，这些词句充分暴露了中国封建文人的审美嗜好。

; （二）中国贵族男子玩弄妇女时的一种性变态心理的需要。中国封建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便是压在妇女头上的“三从四德”、七出之条、节烈等封建纲常伦理。“夫者，妻之天也”，妇女是“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之外的最卑下者。《白虎通-三纲六纪》中还写有“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那么体现在“事夫”方面，当然要包括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于是各种各样能满足男子性要求的房中术也便很快发展起来。女子裹足如果从满足男子的性需要上考察，也不无道理。《肉蒲团》的作者李笠翁曾说过，女人小脚是叫男人昼里“怜惜”，夜里抚摸。而方绚在他的《香莲品藻》中，竟然将女子裹足分为“五式九品”，评其优劣，并说它们在“掌上、肩上、千秋板上、被中、灯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九种地方赏玩最好。有人还概括出“悬”、“承”、“捉”、“挟”、“推”、“挑”、“吮”、“舐”、“啮”、“咬”、“握”、“捻”、“捏”、“控”、“搔”等十几种在做爱时男子玩弄女子小脚的方式。到了元明两代，更出现以妓鞋载酒行令，男人轮流闻妓鞋中所发出“香”味的怪癖。有的男子还想出百般花样，以满足自己玩弄女子的变态心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妇女的所谓“金莲”在更深层、隐晦的意义上是为了满足男子变态的性需要。可以这样讲，中国封建文人笔下的妇女“金莲”正是中国妇女悲剧命运的一个形象的缩影，它在告诉人们，中国妇女从肉体到心灵、从心理到生理，都没有逃出“玩偶”的深渊。

三

; 然而，就在中国封建文人挖空心思将普天下最美丽的辞藻赋予女性体貌的同时，他们又把“毒蛇”、“祸水”等最恶毒的语言泼向了广大妇女，最典型的就是“女色亡国”论。

;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这位旧世界的彻底的叛逆者、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写出了无数的诗篇、杂文、小说，用来抨击封建社会对中国妇女的迫害。鲁迅先生曾无情地批判了“女色亡国”的谬论，他说：

;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已亡殷、西吴沼施、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认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 本来，中国妇女与西方妇女相比，其被奴役和程度更深，她们最需要从社会的最下层解放出来。然而解放前的历次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当时颇为高涨，可过了不久便是该纳妾的纳妾，该嫖娼的嫖娼，该缠足的缠足。只有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妇女才真正摆脱了旧社会束缚在她们身上的镣铐，开始走向自由解放的康庄大道。然而，事情远非这样简单，什么才是男女平等？怎样才算是新女性？这一系列貌似简单实质上并不易回答的问题常常使一些妇女运动领袖也为之困扰。体现在人体文化之中就更是令人无所适从。比如在解放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一大批作家不敢去表现女性的人体美，有的作家尽管在解放前写过不少歌颂女性美的优秀作品，可此时却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难道是政治原因使得这些作家怕自己头上被扣上一顶“资产阶级人性论”、“女性至上”甚至庸俗低级的大帽子？还是我们的作家艺术感觉出了毛病，再也分辨不出女性的美与丑？有的作家干脆来个痛快的写法，把女性赶出了作品的大门之外。即便是写了女性也是叱咤风云的女强人、身体健壮的“铁姑娘”，至于刻划男女之间的爱情甚至床第之欢的，那更是凤毛麟角。这样一种普遍的艺术创作心态使得中国解放初一段时期内从文学到其它艺术形式，都不太多见能充分体现女性人体美的形象。如果从更深刻层面上我们不能不怀疑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女色亡国论”在这些作家潜意识当中投下的一抹阴影。

; 以上笔者从《伊利亚德》史诗人手，比较分析了在美女引起战争这一文学母题中，中国封建文人(包括历史学家)与西方、印度不尽相同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导致了在大量中国封建文人的作品里他们一方面恨不得把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都用在对女性体貌美的描写上，另一方面他们又把“毒蛇”、“祸水”等最恶毒的语言泼向了广大妇女；一方面耽于女色、视妇女为玩物，另一方面歧视妇女、视妇女为“祸水”，可见他们的女性审美观是变形扭曲和矛盾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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