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和谐思想；哲学思维方式；国际(2)
2013-11-10 01:02
导读：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在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就说：“对于总的国
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在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就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4]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的社会和谐思想渐渐明朗起来：一是改变了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看法，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二是调整了过去建立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一条线战略；三是主张“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20世纪后期，世界形势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面对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邓小平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4]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要问题的思想，揭示了当今国际局势的主要特征、世界各国人民面临的主要任务。这个思想为我们党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对外开放以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也为我们党在复杂变幻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的指针。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国内形势的判断，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上，1981年6月，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使用了“初级阶段”这个用语，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并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我们国家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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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密不可分。发展离不开和平，和平也离不开发展。一方面，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和平就没有发展；另一方面，各国的共同发展是保持世界长久和平的重要基础。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论断，十三大以后被我们党概括为“时代主题”。这一概括对于我们党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江泽民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
三、邓小平特殊的传奇式的人生经历
马克思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这说明环境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同样，邓小平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具有内在的关联。
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1931年夏，邓小平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坚定实践者，为此受到了当时“左”倾路线的迫害。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坚决主张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反对“城市中心论”，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结果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集团”。这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严重挫折。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严重挫折。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在当地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在江西的三年，他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1973年，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并恢复其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毛泽东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再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1975年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邓小平召集军队干部会、省市委书记会、农业会议、科学院会议，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整顿的思想。这些会议的中心议题都是“整顿”。全面整顿，就是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整顿的实质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由此，邓小平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严重挫折。但是，整顿的业绩和他在整顿中表现出来的风骨，已经赢得了党心、民心、军心，为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广大泛的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哀悼。同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举国欢腾。悲喜之际，全国人民都关注着毛泽东之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在1976年被错误撤消的一切领导职务。邓小平第三次从严重的政治挫折中崛起。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正是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人生经历，使他认识到和平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对一个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邓小平要把毛泽东解构的社会秩序重新建构起来，为此邓小平指出：“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3]，并尖锐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4]有学者曾这样评论道：“在对主观与客观、人与环境的关系的理解上，邓小平当然不像毛泽东那样自觉和善于从理论上予以说明，但是他对于客观规律、因果联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趋势这样的东西却有着自然而然的信仰，他是一位天生尊重科学、相信事实的理性主义者。如果说诗人气质对毛泽东领导经济建设有害无益的话，那么，邓小平的脚踏实地和现实主义态度则应当归功于他本人基本上没有浪漫气质。”[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