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以诚信在道德认知上被普遍认同但为(2)

有趣的问题是，当诚信原则由国家上升到明文规定并一直大力提倡时，社会中的诚信状态却反而不容乐观，但是，相对而言在这第二个领域中的交往活动中，交往主体在家庭或组织中，人们往往很少有意识的把诚信作为一个课题加以探讨或者强调，几乎没有专门关注和提出他们要如何如何的诚实守信，如何形成一种明文的规章来保障诚信在他们之间的存在，然而他们之间的诚信相对而言却是发挥很好，并且由于彼此之间的较高的隐性诚信度而是他们很容易的而且很融洽的完成某种生活或事业上的合作活动，这种诚信的张力就像“看不见的手”不知不觉的发生在他们之间，究竟如何发生，我们只能试图作一种理论上的显性分析并试图使我们的显性分析接近这种诚信的隐性发生。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有人可能提出现在甚至过去也出现了所谓家人或朋友之间诚信度大大降低的状况，比如“问题家庭”和“朋友失信”的增多，这是否会使我们的第二领域成问题呢？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第一，这种家人和朋友之间的问题是否全是由于违背诚信或反对诚信原则而导致的呢，答案很明显，诚信问题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很大的联系，比如说问题家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感情问题、经济问题等。第二，即使这些问题是有诚信导致的，但是这些问题在家庭和朋友之间毕竟不占社会的主流，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家族传统的国家。

由此，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正式讨论中。第二个领域的诚信为何能够发挥如此好的整合的张力呢？首先，从这个领域的交往主体来分析：第一，从情感的角度来看，由于出于自然的对亲人或朋友的爱的倾向使这些交往主体在参与实践的交往活动之前的“潜状态诚信领域”就具备了内在的诚信之心，这种内诚作为一种自发的状态在与亲人或朋友进行现实交往中“行于外”，当然宗教信仰支持的诚信交往活动也可以在这层意思上得到论证，比如基督教的信仰者之间的诚信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他们普遍具有一种爱人的爱的情感。第二，从理性的意识角度来看，诚信能够在交往主体的自觉意识中得到肯定，是因为基于他们之间的情感而形成了对这种情感的原则化，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不但发自真诚的情感而彼此诚实守信，而且从理性的角度肯定了它，比如俗语所言“虎毒不食子”。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理性的道德责任的内省，人们不仅仅满足于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或宗教的博爱，而且还把他们之间的诚信归为是天经地义的责任。第三，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由于家人或朋友或上帝子民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的利益追求，这种利益追求除了物质性的也包括信仰的和精神的利益追求，即使是付出自己的一些代价，也会对对方诚信，因为他们认为牺牲自己暂时的利益而毫无变动的维持了此领域的交往活动的诚信原则在总体上是具有更大的善的。当然也会有人在此时由于利益而牺牲诚信，而致使这种交往活动处于紧张或结束的状态，从而造成诚信作为整合这种社会关系的隐性张力的失效。但这种情况在第二领域毕竟是少数。总之情感之心和责任的意识共同保证着这些交往主体之间的诚信，而使他们和谐的共同生活以及进行其他交往活动。其次，从这个领域的隐性评价机制来分析，来这个领域中的人们一般在一起生活或交往的接触时间是比较长的，比如和家人的接触是每个人一生的时间，因此在这种时间保障中人们有意无意的形成了一种诚信评价机制，就是通过舆论来对某个人在某种交往活动中的诚信表现以及这个人的整体的诚信的人格形成比较客观的评价，这种肯定性的评价会进而促进诚信的作用从而促进人们在此领域中的诚信人格的形成，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在此种领域中形成诚信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其他领域也发挥诚信效力的，这也是我们通过划分领域来讨论诚信的最关键的问题。另一方面，否定性的评价会使违背诚信的主体承受舆论的压力进而影响到他在此领域中的交往能否正常继续进行，这些反面的损失或压力促使次交往主体以及此领域中知晓在他们之间违背诚信所要承担的后果的其他交往主体。当然这种否定性事件和评价很少发生在亲人尤其是血亲之间，而是主要发生在情感相对较薄弱的朋友的交往活动中。总之由于这几种原因中的一种或多种或全部，而使在我们所谓的第二领域中的诚信作为隐性张力成为整合此种领域的交往主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进入到第三种领域，也就是“陌生公民间诚信领域”之后，这些保证诚信作为整合交往主体关系的张力的原因和条件因素还会不会一如既往的发挥作用呢？如果会发挥作用那么会发生什么作用以及多大作用呢？如果不发挥作用，那么可不可以采取其他措施来挽救这种诚信危机的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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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来考察“陌生公民间诚信领域”与前两个领域诚信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个领域发生严重诚信危机的原因。首先在“陌生公民间诚信领域”进行交往活动的主体肯定还是第一领域中独处的主体和第二领域中家人朋友或教友的那些主体，只是这些相同的人进入了完全不同的领域当中于不同的交往对象进行交往活动。每个人都有独处的时间，但他当然还要作为家庭的一员或某人的朋友或某种信仰的教友而生活和交往，当然还要和陌生人进行某些不可避免的交往活动，尤其是在传统家族社会和熟人社会逐渐地向现代的与陌生公民领域打交道的领域越来越多的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但是问题是当人们转入到这种与陌生人打交道的领域时，作为诚信原因之一的情感由于对象的改变而相对很薄弱甚至消失不在，人们可能会出于同情去救助一个失学儿童但是自己不敢保证这可以得到人们的对自己诚信的信任，更何况自己都不敢保证自己的这一举动究竟是否出于诚信，因为诚信是相互的，在陌生人之间很难形成道德的诚信的互动，就像罗尔斯所言的即使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要使一个人相信另一个人的行动的真诚是不容易的，甚至一个人向自己证明自己的真诚都是不容易的[2]。每个人在这种领域的交往中都在怀疑即使自己诚信，可是别人会做到诚信吗？相信其他人都会诚信的可能性很小。另外对人诚信的道德责任意识也发生变动，在这个陌生公民交往的领域，人们默认了一种不对陌生人承担任何诚信的道德责任，这作为一种因原则被普遍认同。再者，从功利论上来看，这个领域中人们不再有共同的利益或不再有长期的共同利益，自己的利益是思考的唯一出发点，此时的诚信原则由于别人的不诚信或自己认为别人不会对自己诚信的想法而对促进自己的利益失去效用或者说失去相当大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