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清理一百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史，我们(2)

　　甄别思想与文本之间复杂关系的工作，对于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马克思本人的情况来说，显得尤其必要。尽管他从少年时代便开始写作、毕生最善于用文字表述其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但回到他的文本世界就会发现，其生前发表过的论著不到其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在他的著述中，已经完成的定稿也很少，大部分是成型稿之外的准备材料、先行稿、最初草稿、过程稿、修改稿、誊清稿、刊印稿、失佚稿以及其他相关材料。因此要理解马克思、把握他的思想，单纯从那些现成的著述中概括是最方便的，但也是最不可靠的，因为马克思很多重要的思想就保留在那些杂乱的材料中，需要我们去悉心梳理；还有一部分思想甚至没有形诸文字，需要我们借助他阅读过的书籍、与人的交往情况、当时人的回忆等材料作出推断。

　　特别需要指出是，由于中国马克思研究的特殊性，他著述的原始手稿的复制件我们基本上没有收藏，于最新文献的掌握上很容易出现纰漏甚至差距，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占有优势，长期以来又不重视文本、文献材料的收集和研究，这些方面欠帐很多。但决这不意味着我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必须放弃这一基础性的研究环节，可以凭空抽象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态度要求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国外“马克思学”界在马克思具体文本、问题的探讨中所做过的工作及其最新进展，结合我们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作出自己的梳理和评价。我们喜欢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特色，但我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应当是建立在具备国际视野、把握学术前沿动态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另劈蹊径，与国际马克思研究界互不了解、互不往来。

　　误解之二：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而没有思想建树

　　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不愿意介入文本研究，还有一个观点作支持，就是较之于原理研究和现实问题探讨，文本研究只是复述原著的思想，谈不上研究者个人的见解和创造，因而属于“次一层次”乃至“低一档次”的研究。

　　其实，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了新的思想体系，在中外思想史上都不乏其例。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注经”、“解经”可以说是思想家、哲学家们表述和阐发其思想最普遍的方式之一，大都数思想形态的建构是通过注释经典来完成的，比如，王弼通过为《道德经》和《易经》撰注而成为魏晋一代玄学大家，朱熹更是通过《四书集注》而成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西方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进行对话以阐述其思想观点而开辟了希腊哲学的新阶段，中世纪一大批《圣经》解读者建立起经院哲学的宏伟大厦，康德、黑格尔的后继者更是通过对先贤著述的解说、其思想实质的揭示以及与时代关系的思考而提出“回到康德”、“回到黑格尔”等口号，实际上发展出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流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情况也相当盛行。

　　就马克思文本的解读而言，我这里特别想提醒国内的研究者不要低估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为例，过去我们一般都以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为蓝本，而在具体概括其思想时又仅仅以其中“正面阐述的自己的见解”的《费尔巴哈》章为依据。按照这样的选择所进行的解读，读出了什么？充其量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及其原理的一种领会和证明！现在可以说，这种理解远没有达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而是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理由是，《全集》第3卷是根据俄文第二版翻译的，而这一版本由前苏联的维列尔准备、阿多拉茨基编辑，它根据当时苏联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把马克思原始手稿中的编码打乱后重新进行了编排，“建立”起《费尔巴哈》章的结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一部“事先并没有经过十分严密的通盘考虑和筹划，而是由多个事端引发，写作计划和框架结构几经变动、更改，由若干写法不同、篇幅长短不均的章节所组合而成的相当松散的、并且最终也没有全部完成并出版的著述”编辑成一部俨然是“完整”的著述！根据这样的版本所进行的解读怎么能不造成误读和歧解呢？

　　根据我自己的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结构并不能仅仅靠《费尔巴哈》一章来支撑，其中全书最难解读的是占了其中十分之七篇幅的《圣麦克斯》一章。如果不算这部著述的“先行稿”和第二卷中遗失的两章，那么按照中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版式翻译成中文它有620多页，而《圣麦克斯》一章要占424页！不仅是篇幅巨大，就其思想容量和深度来说，这一章阐述的很多观点也是《费尔巴哈》一章替代不了的。

　　《圣麦克斯》章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名重要成员、其实在这一群体中显得非常另类的圣麦克斯·施蒂纳当时引起轰动的一部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极其详尽地考察和分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施蒂纳原书的结构来进行论述的。这一部分思考路向貌似逻辑实则散乱，叙述方式经常转换，条分缕析的解剖和淋漓酣畅的揭露杂糅在一起。迄今为止，包括前苏联和西方马克思研究界，没有详细解读和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一章的著述发表，由此可见解读的难度。总括地看，《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所阐述的见解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它的解读和批判，可以说是观照和把握世界的两种方式的交锋和驳难，常常因为思考的起点、过程、倾向、意旨诸多方面的不同，很容易将对方的观点看作是充斥荒诞的谬见。现在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承认世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理解、一种诠释，那么需要站比论争双方更高层次来分析他们之间的驳难逻辑与观点得失。可以说，这样一种不适宜于作出简单肯定或者否定的判断的解读，也正是考验新一代文本研究者耐心、见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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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幅所限，我这里只举贯穿这一章始终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精神世界究竟该如何把握？

　　施蒂纳声称他的书意在“书写人生的历史”；那么，对人而言，什么最重要呢？他认为是精神。他特别注意到，对精神的追求和理解是一个非常复杂、艰难的过程，因为同样是精神，其中有层次、境界等方面的区分，诸如贫乏的精神还是丰富的精神，不完善的精神还是完善的精神，类的精神、某个个体的精神还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精神、“理想的、彼岸的”精神，等等，都是有差别的。精神探索史、追求史不可避免地就成为前者向后者嬗变、转换的历史。由此他认识到，任何世俗存在都没有力量驾驭精神，寻找这万能的精神的引导者、征服者——“唯一者”就成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和归宿。对施蒂纳关于人的发展及其精神历程的这样煞费苦心的追求，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端挖苦的口吻称之为“思维的绝技”和种种“花招”。认为他探讨精神但根本没有触及精神本质，研究思想“根本还没有触及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思想是表达现实关系的。”[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