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2)

　　三
　　本文所采用的“激活经典概念”这个说法，主要借鉴自两位自称是把后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结合起来的“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能够合法包容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日渐扩大的裂痕，为掩盖理论无法解释现实的绝望与无能为力感，于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得不重复上演“一方面坚持‘经济决定论’”与“另一方面承认‘政治文化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辩证法”的笑剧。有鉴于此，他们采取胡塞尔所说的再激活的方法拯救被沉积的理论。沉积的理论范畴是一种被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对于我们来说，与胡塞尔不同，再激活应该显示综合的原初偶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试图建立这样的综合。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作为被沉积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我们要复活它们的话语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并且自问那个关于它们在当代资本主义之中的偶然性和断裂的问题。”①我们想获得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多样化与不确定性，而不是一种貌似完整、实际僵化的东西。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基本范畴与方法(如生产关系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放弃固然是错误的，但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生成的历史性、偶然性知识语境的再现与激活这种后结构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对于打破僵化教条、重新焕发经典活力，很有启发性意义。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来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策略总给人以“舍本求末”的感觉，晚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概念”策略则会给我们以更多的有益启示。正像黑格尔说过的，哲学总像是一只黄昏时才起飞的猫头鹰。所谓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就是后现代话语挑战中姗姗来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詹姆逊所反思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联袂演出的“马克思主义终结论”，迫使马克思主义者发展出一种“更加现代的”(实际上是“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它试图对传统的研究客体，即资本主义本身所呈现的“新的出乎意料的维度”，即“后现代状况”加以理论化。②由此，晚期马克思主义从不同角度得出一个近似的结论——晚期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具有互为表里的、彼此辩护的现实同谋关系！而达成如此共识的理论前提是，马克思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历史性哲学话语，在后现代语境化中完全可以被激活而绝不可以将其瓦解；但这种历史决定论必须被重新主题化为一种“空间化的辩证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又不是同质的社会体系的再生产，而是社会关系的差异化再生产过程。马克思的历史观辩证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摆脱工业化社会生产过程的制约，但他实际上已经隐约地看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但是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而且更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的空间“自我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现代，它的主导生产方式就是“空间的生产”，而不是物的或社会的生产。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症状，是与资本主义的流动化空间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即“时空的压缩”、“共时性对历时性的胜利”等新的显化特征，无意识地相一致的空间化体验形式。③

　　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有必要专门提一下晚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克·詹姆逊，他与哈贝马斯的立场明显不同。后者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社会进化过程、回答当代问题，因而要用交往理论模式取而代之。而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仍然是当代西方各种现代性批判理论话语所无法超越的宏大叙述模式或者终极理论地平线。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个符码体系，但更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问题域。在一个非马克思主义化的时代，大理论家们更应该明确地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再强调一下，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之上的。我们的出发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某种理论观点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或者提出的并没有解决的现代性经典问题。④这句话应当说是很有见地的，他有意无意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当代性意义的实质所在——不是某种现成的结论，而是提出的问题与思考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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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是一个回到经典问题、突破经典问题，重新激活经典问题域的创新—继承过程。首先，要历史性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方法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与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三位一体”。马克思主义的以把握生产方式发展逻辑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以批判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核心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以追求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行之有效的。马克思关于一定时代的社会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出发点，关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生产与再生产主宰每一时代社会生活与人的存在的具体过程，关于任何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总是在偶然性、变动性连接中具体表现自身、实现自身、改变自身从而成为未来社会新萌芽，这些思想仍然是我们要珍惜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最根本的一点是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辩证统一的原则，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不能固守某种所谓不变的原则、原理与框架，以此来评判与要求已经深刻而急促变化的现实，不能用某些一成不变的必然性规律来裁定当代状况与趋势，却忽略了丰富的无法归纳到原有框架中的新的偶然现象，而需要在偶然性中透视当代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研究也不能一味地让理论附和表面变化的现实而失去原则、迷失方向。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确实与人类思想史上的许多哲学思想变革一样，都是从突破原有经典大问题而从亚形态、次问题中生长出新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并不是按照严格历史目的论方式发展的，也不是一个基础不变的简单积累进化过程，而是一个不断突破原有框架、不断移心化的过程——借用福柯的话说：“问题是要在没有一种目的论能预先限制的不连续性中分析思想史。”⑤20世纪6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1968)一样，都认为科学史思想史不是积累式而是断裂式的。也就是说，它们均不是“同心圆式”的同化史，而是“移心化”的变异史。用福柯的话来说，思想史并非某个观念“逐步完善”以及它的“合理性不断增长，它的抽象化渐进”的历史，而是新的观念不断地突破原有的核心观念的历史。⑥库恩说，“其中的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共同体抛弃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而赞成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将产生科学所探讨的问题转移，专家用以确定什么是可接受的问题或可算是合理的问题解决的标准也相应地产生了转换。而且每一次革命也改变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以至于我们最终将需要做这样的描述，即在其中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发生了转变。”革命的本质就是新旧范式的转换。范式变革可谓“倒转乾坤”。“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就像心理学中的视觉格式塔转换一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⑦。我们今天遭遇到的现实大问题经常是历史上的次形态问题(甚至是空前的)，而我们所坚持的所谓基本问题方法，其实是“发生学”的而不是“目的论”的产物，是从历史上的次生问题中扩展与再生产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需要研究的问题肯定是或经常是经典论述中比较含糊的、抽象的、次要的问题，所以没有现成的原理直接可用。诸如：消费社会的称霸、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化转向、全球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衰落、微观政治的突现、女性政治的兴起、生态危机的普遍化……它也无法直接提供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方案。这些表面上经典马克思主义缺失的东西就需要我们回过头重新加以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