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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的国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国学研究阶段;二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保存国粹”、“整理国故”的阶段;三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研究阶段。所谓分析的态度,开放的态度,前瞻的态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国学所应具有的基本品格。
新国学是在吸收前人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包括乾嘉学派和“疑古”、“信古”、“释古”学派,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的有价值的国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全面总结和清理前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学术文化遗产,构建中国传统人文学术,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宗教思想史、中国科学思想史……等等的新学科体系,形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思想文化的真正科学的认识。
这项工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做的,中国前辈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我们不过是继承他们的事业,利用历史给予的复兴国学、重建国学的新机遇,把新国学的研究和理论建设再向前推进一步。就拿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科来说,侯外庐学派从上个世纪40年代起,就以注重“实事求是”和“独立自得”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精神,在清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建立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密切联系、发掘被埋没的“异端”思想资料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对国学的内涵和发展轨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匡亚明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项系统工程,丛书宗旨在匡老亲自执笔写的《孔子评传·导论》中讲得很清楚,它所阐明的正是新国学的基本原则。我还想提到张岱年先生的未完成著作《天人新论》,它对天人、理事、心物、两一、知实、能所、群己、义命等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力图作出辩证唯物论的新解,提出了“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知通内外”、“以兼和易中庸”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无疑也是创建新国学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给后人留下了诸多启发。我们注意到,中央最近把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学科教材编写列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一举措对新国学的建设和发展将起到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
新国学是实事求是之学,也是与时俱进之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资料积累的丰富,理论和方法的成熟,其古为今用的任务可能还会不断有所调整和发展变化,在创建新国学的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但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人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学必将以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